从草长鹰飞的散文谈语言运用

                                       从草长鹰飞的散文谈语言运用

                                                 文/王克楠

       什么是散文的语言？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 首先肯定地说，语言绝不是形式，语言也应该有内容，里面有作者的全部人生经验。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度不一的文化沉淀。必须肯定地说，语言是散文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汪曾祺先生说。“语言像树，树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说得很形象。散文语言往往表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语言之美，决不在于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于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整体之美。

      草长鹰飞的《葱之隐者》的语言有整体的美，每个字、每个句子都含着作者对世相人生的情愫。草长鹰飞的句子首先是动感的，“秋上大葱下来”是一个“散文事件”，构成了散文由头，往下是一系列的动作…..再就是语言活泼，每个字都水灵灵的，含着生机，而不是耍贫嘴。北京有些人也喜欢用方言写东西，写出来的往往都是贫嘴的味道，为何？盖因为人文涵养浅薄也。

      要想探探一个人的文学功底，也简单，从他的作品语言便可知矣。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修养，却装得文质彬彬，最终还是要在语言上露出马脚。你去看读那些大凶大恶之人的讲话稿，一定会看到每个字都留着血，或者令人恶心的颤抖！笔者是读过老鹰（昵称）的《带.的事物》，虽然是微型随笔，但字字入心。《自.由》写出了对青春年少学生的悲悯。《剩菜.筷子》虽然短小，却点出了中国文化的陈腐那一面：大家一起缺乏活力，一起平庸，如果哪位爷敢于出头，一定要受到攻击，“先尝不一定有啥好处等着，于是人类创造了‘隐忍’‘坚持’一类的词汇去补好处之外明日的空茫”。

      还是回到草长鹰飞的散文。老鹰喜欢写植物和蔬菜，因为植物和蔬菜和百姓生活有关，天安门当然也可以写（有一位名家曾写了故宫），但毕竟不能解决柴米油盐问题。老鹰写的是大葱，可能还写过大白菜和北京的豆腐以及茄子。去年十月他写了北京街头的雪花果，这种鲜果在老鹰的笔下当然是水灵灵的（老鹰一般不写僵化的、蔫不唧唧的水果）。老鹰的散文有一个特点，就是鲜活，人物是鲜活的，物象是鲜活的，水果和蔬菜是鲜活的，当然语言也是鲜活的，鲜活的特点就在于他习惯用短句子，这样的短句子来自口语，又高于高于口语，中国很大，口语系很复杂，有北方话为基准的普通话，也有各地的方言（方言组成了口语的一部分）。对于写散文使用口语，不能简单地把口语放到文章里，不能“放到篮子里的就是菜”。对于口语，一是要选择，二是要打磨，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用“提炼”来表达。

      还必须说一说汉语的声调，现代汉语声调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许多人认为写古诗词才讲究声调，讲究平仄，才用得上，而写散文用不上。其实散文和小说也是讲究声调变化的，西方的语言没有平上去入四声，大概只有上声去声两个音调，窃以为就没有汉语的声调丰富——这是汉语的优势，为什么不珍惜这个优势呢？汉语装讲究平仄声，这不是形式，因为汉语诗词讲究“前有浮声，后有切响”——这是语言学家沈约说过的话。“前有浮声，后有切响”的节奏，仿若天籁，为什么不吸收呢？读老鹰的散文，读者会觉得很爽，为何？因为他自觉不自觉地讲究语言的声调变化。比如在《视线你内外的果与实》语言很鲜活，甚至可以感受到他的语气：其中对池子里的绿麻的描述，有对麻绳粗细用途的叙述，有对搓麻绳动作的叙述，有对麻刀使用价值的点拨，真的是充满了人的精气神，也充满了音乐感，有京剧唱词的味道，其中“棉花，用不起，爱起鼓儿”，这三个节奏，其实是三句话，省略了不少，反而有味；读者懂得语言之后的语言，也就是话外有话，很有味。

      草长鹰飞的食品系列写到了大蒜，用他自己的表达是《蒜之大小》。此文开门见山，写出了大蒜的大众性，像老鹰其他散文一样，这篇也是动感十足。此文把北京爱吃蒜的习性表达到了极致，极致之文，一生也难得几篇。作者是喜欢用动作来表达事物的情态的，不仅人有动作，物象也会有动作；其中有个动作很典型，表达大人对孩子的慈爱，就是简单的几个短句子，“剥好的蒜，让小胖子攥着放到桌上，你想捏捏的念头刚出来，小胖手儿，抽走了。”最美好的语言状态是水流的状态，对于作者而言，水是流动的，这样的流动必然是内在的流动；语言也是流动的，即是语言流，而读者阅读作品，也会有意无意呈现出流动的状态，这样一个作者就可以完成一篇作品的“最大效能”。

      还必须就草长鹰飞的散文说说散文语言。散文语言和小说语言不同，小说语言讲究叙述得体，描写有力，人物鲜活。散文不然，叙述讲究冒尖，越不得越好，说白了，要有个性（或者野性），人物不需要鲜活，蜻蜓点水亦可。但是，散文语言是不能含糊的，语言是散文的命根子，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语感和个性语言，那就真的不如干点别的。“好的语言”从哪里产生？实际上从构思阶段就已经开始酝酿。不由得就说到了“思想”，一个人的思想能与一个人的语言分得开吗？显然不能，如果说思想是骨头，语言就是血肉，血肉能离开骨头吗？汪曾祺先生说，“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说得很准确。有的时候欣赏一篇散文，有人会说这篇散文写的不错，只是语言差一点儿——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一个作者如果是粗糙不堪的，构思状态也是粗糙的，写出的语言必然粗糙；，如果一个人的奴性十足，他写出的东西必然没有根底，奴性的作家往往喜欢用大而空的空话来拼凑。我们读《红楼梦》，即使小说里有性爱的内容，也不觉得粗鄙，为何？因为曹先生做人之品味高雅。

      说到语言之后的东西，文革中的样板戏《沙家浜》中有两句很亮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这不是汪曾祺心血来潮，而是有出处的。出处就在于苏东坡的“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当然，使用现代汉语写作，不见得每句话都有出处，但文化积淀对一个人，毕竟不是坏事。那么怎么来学习语言呢？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要有意识向古代作家学习，再就是向群众语言学习。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听人们的说话，或者去看看广告牌，就会发现有很多生动活泼的语言。上个世纪电视上经常有广告词：“椰风挡不住”，还有“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语言就很活泼，语言很有派，很得“势”， “势”就是动感，就是征服感。好的语言具有征服力（让人信服的征服，而不是装腔作势）。我私下想，老鹰的散文语言是有征服力的，不然，为何我这这根写作散文多年的老油条，见了老鹰的散文就走不动了呢？

       散文需要定位，是写假大空的话，还是无病呻吟？一个写字的人，是活在群众中，还是活在假大空的空号里？老鹰本身就是一个“群众”，在北京的普通人中打滚，时间久了，就得到了语言的土壤。再就是——在心，在北京的人多了，为何老鹰的散文“北京味儿”独成一家呢？他的语言里有他的体温。一如内蒙古歌手腾格尔，他的演唱不是地道的蒙古味儿（笔者在呼市请教过许多内行），但腾格尔有相当的粉丝群，因为有了腾格尔的体温。散文语言需要锤炼，怎么锤练呢？汪曾祺先生比喻为揉面，揉到位了，才筋道，才能有劲儿，才暖人。汪先生的方法是认真打腹稿，打腹稿就是锤炼。语言还讲究独创，写出“这一个”，独创来自对生活和自身的发现，如果没有对生活的发现，只是千方百计地增加一些形容词，只会让读者感到不舒服。好的语言是写人人心中都有，而作者独自表达出来而已。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个“闹”字，并不是生僻字，人人心中都有，但被作者独到地写出来了。鲁迅先生的散文“我的窗前有一棵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不少评论家解读为枣树多，其实不是这样的，窃以为表达的是先生无奈而压抑的情感，也表达他对更多的国人有希望从沉睡中醒来的意念。

       还要说一下“警句”， 一篇散文里，有警句是好的，会加强读者对作品的印象，但警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只有自然了，读者才会接受，才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一篇散文出现了警句，本来是好事，但并不是说警句越多越好，太多了，就会冲淡作品的整体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