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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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
（散文）云中飞鸿
一
穿过窄小、散发着腐气的街巷，进入这家省内有名的骨科医院。比街巷还要窄小的，是这家医院的空间，除了车辆，还是车辆，唯一的几棵树，还能证明，在夏天，这里曾经有几株绿意。它超越了树木本身的意义，为病区打开了一个可以呼吸的缺口。一辆辆车挤在院门口，摁着喇叭，门卫喊，没车位了，没车位了。
外甥说，舅，你先进，我去停车。得知父亲摔骨折，心里不由一紧，嗓子眼燥热，烟熏火烤一般。我不相信宿命，但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翻身爬起，什么也想不起来。浑身湿淋淋的，是冷汗。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早上就接到了大姐的电话。大姐说，父亲摔骨折了，高血压，大王镇医院不接收。我在青城山开会，请不上假，心里着急，大光其火，对着电话吼，为啥不送西安医院，送那破医院干啥！父亲已经八十一岁了，身体经不住这么折腾了。前不久，单位统一搞团购房，我排队遥遥领先，最终放弃了购房机会。毕竟是工薪阶层，手头不能太紧，父母年事已高，花钱的日子还多着呢。有人说，先买了，再卖掉，净赚二十万没问题吧。事实上，不到一个月，紧邻楼盘的房子高出两千元的价格开盘。有人问我，后悔吧？是有些后悔，二十万，我得挣多久工资，牙缝里需要挤出多少碎银？接到大姐的电话，我觉得当初的决断没错，否则，怎么拿出父亲住院的钱？
门诊排着长长的队，像股票疯长那阵子排长队的股民。不过，他们一个个挂着红，还有的被家人用门板抬着来，看装束，是乡下来的。我怕见血，怕见缺胳膊少腿的，这样的场景，让我着慌。穿过门诊楼，走进陈旧的住院部。按照外甥说的地址，找到了父亲住的病房。母亲一只手扶着父亲插着针管的手，一只手正在抹眼泪。十年前，父亲骑车子摔伤了右腿，本来手术很成功，去掉钢板，父亲又骑车子，再次摔伤，在原位骨折，没能治好，从此只能靠拐杖支撑日子。这次，摔伤了左腿，拍片子显示，胫骨骨折，一块骨头完全断裂。父亲把怨恨甩给母亲，怪母亲十年前没有好好给他治。母亲恨得把牙咬得嘎吧响，说你真没良心。从你住院，手术，一直到出院，家里人守在跟前，一刻也没耽搁，一分钱也没耽搁。当时，父亲住在县医院，我那时上班还算事情少，能请开假，每天上午上班，下午去医院陪护。母亲租了一张床，天天陪护在父亲身边。大姐说，咱妈刀子嘴豆腐心，咱妈对咱爸心最重了。母亲哭丧着脸说，心重有啥用？说着说着就又流泪了。大姐没接话，给我使眼色，不让再说。我假装看父亲输液，其实在看母亲的脸色。我突然发现母亲脸上有淤血痂。我急忙问咋了？母亲说，你爸那老不死的，胡折腾人。我不知原委，没敢细问。我看到父亲平静地躺着，发出轻微的鼾声。大姐又给我使眼色，我跟了出去。大姐说，父亲昨晚疼糊涂了，做梦醒来，说母亲盼他死，说难听话。母亲刚端了水，准备喂父亲，父亲一把抢过来砸在母亲脸上。
大姐问我吃饭了没？我说飞机上吃了点东西，不饿。昨天单位开会，走不开。大姐说，公家的事，不能耽搁。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进病房。父亲醒了，要抬手。母亲慌了神，急忙两只手过去，摁住父亲插输液管的手臂。大姐紧走几步，看到母亲已摁住了，才对我说，父亲糊涂了，睡着了还好，一醒来手就胡乱抓，说胡话。说是墙上挂了一个人，说是房顶有人喊他，说的人心里瘆得慌。右手几块淤青，是打针的时候乱动，滚针了。你跟他说不能动，不听，还骂人。左手那个淤青，是刚才重新扎的针。我说，这不是个办法啊，输一次液，几个小时，一直这样摁着？
父亲平时脾气大，这次住院以后脾气更大了，动不动就发火。当天晚上我陪床，折腾得人一晚上都不能眨眼。一会儿说要喝水，一会儿说要撒尿，一会儿说要穿衣服回家，甚至要拆掉打在腿上的牵引，用手抓腿，把腿都抓破了，一道一道血印。同病房的人不能休息，我只能陪笑脸，人家说，没事。咋可能没事，门口病床的那个小伙子，一直被子蒙头，还时不时翻动身子，唉声叹气。
除了输液管，监测仪的线路蛛网一般，缠绕着父亲的手脚和心脏部位。腿上打的牵引扯起他的左腿，吊着，像受难的耶稣。《马太福音》关于耶稣受难有这样的描述：那些意图羞辱他的人，给他脱去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荆棘编织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唾沫吐他。拿苇子抽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和十字架一样，荆棘的冠冕，反而成为耶稣的标志，成为他的荣耀和见证。父亲的年龄，已经承受不起这样的折腾了，就如将熄的灯草，灯火一天天弱下去。
想到荆棘，前一天晚上奇怪的梦，突然明晰了。也许是那一场梦境，在潜意识里的复现。天空层层乌云似劲风，在寒林幽幽飘动，预示着一场风雪的降临。几根光秃秃的荆棘，刺向天空，与飞石、风沙和雪霜搏击。北方的冬日太恐怖了，风声呜呜哇哇，真是疯了的风，仿佛在撕扯什么，抢夺什么。原本厚实的玻璃窗，像被一双手拍打着，一夜没有消停。梦里醒来，一直惴惴不安。
早晨坐车去青城山开会，一路上情绪低落，绷紧了神经。同事在车上相互玩笑，我只是沉默着。十点多钟，手机苍蝇一般嗡嗡叫着。我把手机调作震动，嗡嗡地声音，一直响着。我一看来电显示，是大姐的电话，我的神经绷得更紧了。上班时间，或者是凌晨，我最怕家人的电话。家里的问候电话，往往是在午饭时间，或者是晚饭时间，其他时间的来电，都会让我产生警觉。我希望每次都是我打回去，问声好，报声平安，我不希望家人打过来。
再次走进会场，我的内心像打翻的五味瓶，难以平静。本来是一场头脑风暴式的研讨会，我却不想发言，不想说任何话，一直沉默着，沉默着，内心的苦水无法倒出来。父母在，不远行。我已人到中年，却背井离乡，不能陪伴父母左右，我的内心能不苦吗？此时的我，就像哑巴，嚼着苦苦的黄连。
二
父亲五十多岁的时候，耳朵开始不好使，说他坏话，他听得仔细，说他好话，他全听不到。
父亲早年在木器厂工作，是木器厂的创始人之一。父亲有一手好功夫，做出来的家具，一等一的好。十里八乡人家女儿结婚陪嫁的箱柜，都是父亲打制的。但我们家的板凳、椅子、衣柜，父亲没做一样。家具坏了，父亲有功夫了，修整一下，没功夫了，随便找一根木棍，刨一刨，凑合着钉上。母亲说，木匠住的烧火棍的房，泥水匠住的没泥皮的墙。此时，父亲只是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权当耳旁风。我很小的时候，帮父亲扯过锯，刨过木花。拉锯的时候，锯末乱飞，呛进嗓子，嗓子像揉了沙子，干涩、难耐，犯恶心。母亲用锯末子烧炕，土炕耐热，整晚上热乎乎的。刨出的木花，可以做饭，烧起来火势匀称，最适合烙饼。尤其烙的白吉馍，外酥内软，掰一块，能闻到麦面的香气。父亲耳朵不好使后，家里的事做的更少了，跟他说，他总是听不见。母亲说父亲装聋作哑，是在逃避家务活呢。父亲眼睛一瞪，说是谁想逃避。母亲趁势说，你不是没听见么？你不是没听见么？父亲蠕动蠕动嘴唇，不再言语了。
我们村早年有个队长，跟父亲做事相反。你说他好话，他听得仔细，说他坏话，一句他也听不到。七十多岁的时候，还把持着生产队的大印，不放权。不是他耳朵不好使，他听得仔细，记在心里，单等秋后算账。借着他家族人多势众，又把持着队长的大权，在村中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文革中，他整了许多人，尤其是说过他一两句坏话的人。他死的时候，仆跌在大街上，啃了一嘴土，呛死了。我们村有着很好的传统，村里有老人去世了，一村人都去烧纸随人情。他下葬的时候，没人去，冷寂、凄清。玉莲婶放了一挂鞭炮，说是报应啊，报应。玉莲婶是个寡妇，她的独苗儿子将一张《人民日报》坐在屁股底下，头版头条是毛主席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的照片，被他看见了，将孩子送到公社革委会，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差点枪毙了。要不是玉莲婶娘家托人说话，玉莲婶子已绝后了。那天，村子鞭炮声不断，这家放了，那家放，跟过节似的。
父亲老了，脾气越来越古怪，做事随性，村人来家里看电视，他高兴了，跟着一起看，不高兴了，顺手关了电视。闲暇的时候，村人来家里打麻将，他高兴了，围在旁边指手画脚，别人不情愿，又不好说他。不高兴了，他把麻将一拨乱，啥话不说，拄着拐杖走了。母亲说，你爸把人得罪完了，他想学王佐呢，死了都没人待见。王佐就是那个队长，我说，父亲再怎么样，心地善良，没有王佐的蛇蝎心肠。父亲迷迷糊糊睡着了，否则，听见母亲絮叨，又要耍脾气。
住进医院，父亲想起了许多旧事，嘴里不停地念叨。父亲牙又掉了几颗，说话漏风，有一句没一句的，听起来十分费力。我有时听明白了，有时没听明白，只好“嗯、嗯”地应答着。父亲告诉我，你大伯去世的时候，你堂哥没给咱报丧，人家不报，咱也就不给人家报，这一门关系就断了。父亲说着，叹了一口气。大伯与父亲同父异母，但大伯一直很照顾我，虽然我很少回蓝田老家，只要我回去，吃住就在大伯家。我很小的时候，在镇医院住院。大伯绕道西安，找到在远东公司工作的堂哥，一起来长安看我。大伯带着一袋子香蕉，那是我第一次吃香蕉，糯糯的甜香，让我至今难以忘记。作为一个乡村长大的孩子，我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无意识的主观上。大伯从城里来，我就自作聪明地以为香蕉生长在城里。后来，我到了西安，才知道，城里不生长那玩意儿。
那晚，父亲一直絮絮叨叨，像是交代后事，说的我心里酸酸的，鼻子像是滴了刺激药物。我想哭，想大声地哭出来。父亲说，你叔在天津，路远，回来了就是一大家子。父亲又说，不过，他们回来了，也就三天，三天就办完事了，办完事他们就走了。在我们老家，办婚事两天，办丧事三天。我控制不住自己，扭过头，一下子哭了。母亲流着眼泪训叨父亲，不让父亲再说。父亲眼睛一瞪，话在喉管里咕噜咕噜打转。大姐也哭了，哭得很伤心。
三
临床住着一位建筑科技大学的老教授，老教授比父亲小两岁，他虽是理工科，却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这段时间，大家谈论的焦点是莫言，我们的话题自然也就从《生死疲劳》谈起，说小说的寓意，说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说地主的后代，经历着一代一代变迁，变驴、变牛、变马、变狗、变猪，最终又还原为人。那天晚上，我们聊得很晚，老教授受地主家庭成分的影响，曾被打为右派。我爷爷省吃俭用，积攒下还算殷实的家业，文革中，被定为地主，受尽了欺辱。几乎相同的命运，让我们在对《生死疲劳》的认知上自然产生了共鸣，我们都在拿自己说事，都在与小说中的人物比对。那晚，老教授话很多，精神很足，还让我帮他把床摇起来，靠着枕头跟我聊。后来，远在美国的女儿给他来过电话，问过他的病情，老教授沉默了，好长时间，他才发出一声叹息，说了句，儿女在身边就是好。我说，我也是背井离乡，远在成都。老教授说，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我想，也是啊，毕竟，我还在国内，毕竟，我仅仅是隔了一座大山。
当晚，父亲一直睡不好，一会儿说有人叫他，一会儿又骂人，喊着要回家，要穿衣服下床，折腾得我不能眨眼。我又气又恼，但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我的父亲。到了凌晨四点多，我实在支撑不住，在租赁的折叠床上，眨了一会儿眼。迷迷糊糊中有窸窸窣窣的声响，睁开眼睛，看到父亲又挪动身子，要下床。我一着急，坐塌了床，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我急忙爬起来，冲过去，强摁着父亲躺下。他看着我，问我干啥？我哭笑不得，没好气地说，你说我干啥？他却很认真地说，我不知道。你站在我跟前，我咋知道你要干啥？
父亲这样来回折腾，我怕出事，将折叠床夹在父亲和老教授的床之间，方便照顾他。老教授已做过手术，插着导尿管，一晚上尿了四次，听到流尿声，一股骚味传过来。我起身帮他倒尿。等我从卫生间回来，老教授睁大了眼睛，对我尴尬地笑，连声说对不起，谢谢，对不起，谢谢。
第二天，我必须赶回成都，上级领导要检查工作，等不到父亲手术了。第三天十点多钟，我打电话，问父亲的手术情况，母亲说，刚做完，很成功，让我放心。母亲又带了一句，老教授昨晚失眠了，捂着被子哭。我问怎么回事？母亲说，老教授说了，他这个老哥很幸福，有这么好的女儿、儿子，有这么多人来看望。我们家孩子多，光孙子辈就七个，父亲住院期间，孩子们你来了，他走了。老教授女儿在美国，只有在晚上和父亲通一会儿电话。还有一个儿子，曾是清华高材生，和别的男孩子成为情敌。教授的儿子长得帅，另外那个男孩子争不过他，就跳楼了。警察找他问情况，有人吓唬他说是警察说了，人是被你推下楼的。教授的儿子受了惊吓，大脑不正常了。我见过他，高大，帅气，不说话，根本看不出来。
男孩子跳楼的事，我看过新闻，最终的结论是死于抑郁症自杀。西安城就这么大，针尖大的事情，逃不过记者的法眼。男孩子的死让我震惊，从小不肯服输的一个人，是多少父母当作教育子女的榜样。他做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才肯罢休，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先前在一家建筑公司做设计，已经做得够好了，快三十岁又辞职去读研，三十好几又去读博，等他毕业了，找工作容易，找人结婚反而成了难事。他在读博期间，几乎拼掉性命，省吃俭用，每年都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其实，跳楼前一个月，他曾去藏在古都书院门的一座古庙，听住持讲经论禅、宽心解惑。估计他是想寻求活下去的希望，可是，没有人能知道，此时，他已经有多么绝望。不久，在一座正在建筑的高楼上，他飞身跃下，像一只大鸟。但他没有像大鸟，凌空翱翔，却重重地摔在建筑工地的沙堆上。那条新闻在头版，很大一张照片，拍得太清晰了，他趴在沙堆上，半侧着头，大睁双眼，血腥、残忍，让人惊悸。
教授摔伤的部位，和我父亲一摸一样。巧合的是，在多年前，他也摔伤了右腿，这次摔伤了左腿。教授的爱人身体不是很好，白天过来陪着教授，晚上回家。早上来的时候，儿子送来，晚上八点，儿子准时来接。他说，父亲已经摔伤了，母亲不能再摔伤了。医院距他家不是很远，两站路，母子俩来来回回，我不知他们能说什么。从他接送母亲，在时间的准确度上，能看出，处理事情一根筋。
跟教授聊得多了，我也知道了他儿子的一些情况。由于受教授的栽培，他的汉语优秀，算数精准，未成年考入清华。本科刚毕业，直接进入最好的建筑公司，做设计员，三年下来，参与设计的工程项目，比清华建筑学院的导师真正参与的都多。三年之中，还去非洲一年做项目，为公司赚了一大笔钱。虽然读的理工科，但是他也写博客，背唐诗，也拍照片，练书法。更难得的是他性格好，乐观积极。设计规划阶段成果汇报的时候，项目小组上午讲解演示，下午，客户请来十多个外部专家点评。也不知道客户从哪里淘来这么多不靠谱的老头老太太，最烂的一个竟然把自己的设计理念写成文章当众念了三十分钟。虽然这样，他还能耐心听，耐心记，竟然从无用中，找出有用，解决了公司一个致命性的设计难题。眼看着前途一片光明，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件事对他打击非常大，至今他也没再谈女朋友，也不会有那个女孩子看上他。
四
早晨的北风翅膀一般，隐秘而张狂，仿佛要让人看出其中的什么似的，伴着尖利的嘶吼。北风是昨夜凌晨刮起来的，老家的窗户到处漏风，一夜的风声，恣肆而拖泥带水。忙完2012年最后一个晚上的工作，第二天一大早赶回西安。大外甥出差重庆，二外甥妻子马上要生了，侄子在家帮母亲照顾父亲。我没有和他们联系，直接坐公交车赶回老家。
回乡下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411路车，途径唐延路，至田亮阳光会所，再倒906路车，一路狂奔，到村口小桥下车。公交车窗户缝隙大，一路上，冷风直灌身体。下车的时候，被冷风呛了几口，打了一个激灵。我想，母亲一定生了炉火，屋子飘荡着温暖的烟火气息。到了家，父亲躺在炕上，而屋子却冷若冰霜。母亲不生炉子的理由，很让我怀疑：怕生炉子上火。母亲受尽了苦，对钱看得比命还重。父亲住院手术，花了一大笔钱，她恨不得把钱掰成几瓣，把花出去的，一点点从指甲缝里抠回来。
我有十多篇文章写到母亲，写父亲的文章少之又少。但所有写母亲的文字，加起来不足写父亲一篇文章的量。我在重庆出差半个月，写了一篇散文《父亲是一扇紧闭的门》，白天办事，晚上写千余字，半个月下来，一万多字。这篇文章，得到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评论家杨乐生的肯定。翻译家、西北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胡宗峰说，每次看，每次感动。
父亲住院的时候，需要两个人陪护，才能顾得上他大小便。无论谁陪护，母亲都要在医院守着。我回西安的那晚，让母亲先回家歇着，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她又赶到医院，说是一晚上睡不着。母亲放心不下，她是担心父亲会走了。我看到母亲红肿着眼睛，我知道她又哭了。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泪水太多，像山间的泉眼，一不留神，就滴答滴答，溢出泉水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母亲的泪》，曾在《西安晚报》发过，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父亲在青年干部学院做门卫。父亲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字不认得。当时，做门卫的另一位师傅，拿着报纸念，一边念，一边说这篇文章好，写到他心里去了。父亲无意间听到作者是我，悄悄把报纸收了起来，带回家，给母亲看。母亲一边看，一边哭，哭得很伤心。打我五六岁起，时常看到母亲在哭。我最怕有人哭了，看到有人哭，内心就揪成了疙瘩，像得了忧郁症，一天的情绪都不能好转。印象最深的那次，是大哥在甘肃天水治病，那个年月，需要粮票，才能在医院吃饭。祖母陪护着大哥，母亲每次收到大哥写的信，都要东挪西借，为凑粮票和住院费着急。为了给大哥足够的营养，祖母把面食留给大哥，自己悄悄跑到山上去挖野苜蓿，煮了吃。这是大哥写信给母亲的细节。母亲坐在门槛，一边看一边哭，我不知什么内容，趁着母亲不注意，悄悄拿来看，我也哭了。大哥的病，已经留下后遗症，在天水住院半年，也没见好转，祖母带着大哥只好返回长安。我看到祖母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两只眼窝褐黑、凹陷，几乎没认出来。
我家自从被抄没家产后，一直处于极度困顿状态。一分一厘的钱，都是全家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家里蒸了馒头，用笼装了，挂在房梁。肚子饿得咕咕叫，想吃，够不着，眼看着有馒头在那里挂着，也只能白咽口水。那一笼馒头，是一家大小七口人三天的口粮。要是放到现在，四天也吃不完。那时油水少，唯一的萝卜白菜，也是滴几滴油，吃饭只能靠馒头撑着。没了油水，人的胃口反而出奇地好，总是饿着肚子，有时看见一只活鸡，都想抓住，拔毛吃了。我知道，在饥饿的时候，这是人的本能，是条件反射。在别人家，粮食稍微富足点，这一笼也就是一天的口粮，而母亲只能靠细水长流，维持全家的生活。大哥住院，犹如雪上加霜，母亲能不着急，能不流泪吗？后来，母亲的眼睛落下后遗症，迎风落泪。
五
通往城市的道路，纵横交错，像一株大树，枝干旁逸斜出，伸向能伸的空间。乡村是一片树叶，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寂寞、孤单，无所依从。村庄面对着麦田、谷地，面对着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河流深深地陷入河谷，将村庄托在高出河床的背景上。站在村庄的某一处俯瞰，河流清澈，游鱼嬉戏。这是昔日的情境，而今，乡村的污染，将清澈的河流，浆成褐色、乳白色，还有乌七八糟的杂物，漂浮其上。站在堤岸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模糊的光晕。
不论春夏还是初秋，逢上惠风和畅的天气，或者是艳阳高照的日子，这条路，是一条绿树掩映的长龙，呈现着生机勃勃的景象，枝干以及路边的农田，也在暗暗发力，万物竞长。在冬日，这条路枯木萧索，寒风劲吹，好像被巫术灌注一般，一切都静止不前了。不过，无论什么时候，这条路上，总有绚丽的阳光漫天撒下，穿透道旁树的枝条，投下斑斑点点的阴影。
父亲第一次摔折了腿，留下后遗症，拐杖是他另一条腿。父亲住院的日子，也是我内忧外患的日子。那段时间，我的家庭像大海，每天翻滚着浪涛，几乎没有风平浪静过。无休止的吵架，没完没了的争执，搞得我焦头烂额。我是一个不愿意被束缚的人，像一条伸出水面的鱼，希望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前妻是一个顾家的人，希望我天天守在家里。一个内心自由的人，和一个过于恋家的人，像干柴和烈火，一不留神就会燃烧起来。父亲住院，让这个晃荡着的家，得到了一丝安宁。她不再吵了，我上午上班，下午赶往医院，陪护父亲。父亲住在县城医院，距离单位需要一个小时。那段时间，我在这条道上来回奔波。晚上十点左右，母亲开始催促我回家，说是有她就足够了。我不愿意回家，总担心无休止的吵闹。好在这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大吵大闹的迹象了，后来，还能吃到她端来的热饭热菜。在对待老人上，我承认，她是善良的。
父亲曾经沿着这条路，从城市返回农村。解放前，父亲从山村走进城市，在祖母的妹夫，也就是我的姨夫爷开办的木器厂做学徒工。父亲那年只有十四岁，十四岁的父亲，已经开始挣钱养家糊口了。公私合营的时候，木器厂收归国有，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的人。一个私营工厂的小工人，突然成了国家的人，父亲不适应了。他没有多少文化，在工厂拿着最低的工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遇到了特大自然灾害，城市处于极度困顿中，而农村还有生的希望，父亲办了离职手续，返回乡村。母亲被东郊一家纺织厂招工，也因父亲的返回，追随了丈夫。
拿破仑说过，即使他蒙着眼睛，也会凭着嗅觉回到故乡。这条路，记录着他们返回时踯躅的脚步，记录着他们的疑虑。
六
透过窗户看世界，一切都那么清晰。很小的时候，我不敢出门，弱小让我对窗外的世界惊惧、担忧、恐慌，总觉周围像是隐藏着潜流的河。
我看过高更的《永远不再》，那是一幅能触及心中悲怆思绪的画作。这幅画隐藏着多种气息，是原始的书写，是本能的流露，是宿命的暗示，是孤独、痛苦、绝望的隐喻。那幅画，让我无数次想起曾经的那段岁月。外面时常有戴着袖箍的少年，追打着、呼叫着、怒骂着，整齐的喊声，凌乱的脚步，让我甚至不敢爬在窗户看个究竟。我只能露出一点头来，看得似有似无，唯有嘈杂的声音，刀痕一般，刻在记忆里，深刻、清晰。
祖父在世的时候，迫于他的强势和威望，没有人敢欺负我家。祖父刚一过世，那年冬天，一帮人冲进我家，抢走了我家的一切，仅仅留下半缸面，勉强度日。就那半缸面，也是他们的施舍：留下吧，不能让他们以乞讨为借口，外逃。不久的春节，我出生了。要说我的生命，的确来得惊险。怀有身孕的母亲，承受不了被抄家的打击，将一根粗麻绳甩上房梁，欲上吊自刭结束自己的生命。襁褓中的二姐，梦中哭着要吃奶。听到姐姐的哭声，母亲一下子扑过去，搂着二姐哭了一夜。而我，因为二姐的哭声，才能见得天日。从我出生开始，我就面对着这样的世界，让我无所适从。母亲总在担心我会受人欺负，总怕得来不易的儿子，走丢在她的视野。大姐那时已经十岁了，十岁的大姐，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那件连衣裙，是父亲返乡前，在一家洋服店买的。大姐高高兴兴地出门，回来却穿着破烂的衫裤。有一家贫雇农的孩子，当着她家长的面，强行换了大姐的裙子。从此，母亲总不让我出门，即使出门，也不能离开她的视线，我更多的时候，仅仅是透过窗户，去看这个被扭曲的世界。
那一年，我家生活极度困顿。母亲养活不起一大家子，打算将二姐过继给人家，已经和来人谈好了，却被父亲发现了。父亲一把将二姐夺过来，不让任何人抱。正是这个原因，父亲一直对二姐特殊照顾，二姐上三年级，我眼看着父亲给了两元钱，交学费。一年级只有一元钱，我一张口，父亲却说没有。那年，我没有上学，只能比同龄孩子晚一年上学。为此，我一直记恨着，父亲开始讨好我，没话找话，我也不愿意搭理他。
父亲住院的时候，意识总是处于迷迷糊糊，时睡时醒状态。大姐说，还是你儿孝顺吧，父亲看看我，嘿嘿笑，没有几颗牙，露出空洞的牙床。父亲睡着的时候，我和大姐在床边说话，大姐说，父亲真可怜，在我们家没地位。外甥听见了，抢白了一句，舅爷咋没地位！大姐不再接话，家里的一些事，她不想让外甥知道。父亲入赘吕家，连子女都不能跟他姓，祖母在世的时候，时常为一些琐事，和父亲闹别扭。有一次，祖母竟然被父亲气得休克了。那次我站在祖母跟前，瞪着父亲。父亲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给祖母一个劲道歉，过后想想，其实祖母做得有些过分。
七
在我八岁的时候，开始给家人做饭。农村的锅，是那种大铁锅，灶台比我还要高。每次做饭，我需要端着小凳子，踮起来，才能勾着。一次蒸馒头，我刚要将蒸蓖放在锅里，一脚踩空了凳子，团起的馒头，摔在地上。我吓得大哭起来，父亲那时在城里做工，母亲下地干活。祖母颠着小脚，被强迫清扫街道，我再哭，也没人应声。我一边哭，一边将面疙瘩捡起来，抠去粘在上面的麦秸和灰土，重新在案板上团，再放在锅里蒸。那次的馒头，吃在嘴里，有沙粒，不小心就磕牙。磕牙也得吃呀，那年月，一粒粮食也糟蹋不起。
父亲在城里做工。那时做工，由村委会联系，父亲挣的钱，不能自己领取，由村长派人去领，领回来，按照挣钱多少，给父亲记工分，年终村里决算，按照工分分红。其实，我们家全年分得的粮食，与工分抵消，年年分不上钱。直到1977年冬天，终于分得20元钱，母亲捧着20元钱，依着村委会的门哭了起来。十多年了，第一次分得钱，母亲内心的酸楚可想而知。
那年夏天，父亲带我去他做工的工厂。
我一直觉得我有着很强的模仿能力。我帮父亲扯锯，有时还偷着用刨子刨木板。父亲看到了，训斥我，说我忙中添乱，刨的不平、不直，甚至刨过了线。受父亲影响，我时常照着别人用的东西，就能做出来。比如割猪草时，别人推着独轮车，我看后做了改良，将四个废旧轴承，安在两根木棍上，再用两根木棍交叉固定起来，用几根横条木钉上，就是一个小四轮推车，栓一根环形绳索，可以用肩膀拖着，比独轮车推起来轻松了许多。那年，我10岁。后来，我还做过一只小方凳，上班后，我就把它带进城，至今还用着。坐在小方凳上，我的心里踏实、安妥，像是背靠一座稳稳的山，有了实在感。
父亲做工的工厂，管理很严，没有父亲带着，我不能随便外出，随便在厂区走动。父亲做工的时候，我无事可干，就用废木料做玩具，用小段木棍，削尖头，镶上滚珠，就是一只陀螺。我还用废木料做鸭子，很逼真，装上翅膀，用螺钉固定起来，像要展翅起飞的样子。有一天，父亲很神秘地告诉我，晚上去看电影，内参。内参电影，在那时很难看到，本来很值得向同学炫耀的事，回到乡下，我一直保持着沉默。电影叫《美国农业机械化见闻》，整部电影都在宣扬美帝国主义的好，我觉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后来，同学借给我叶永烈的儿童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我不觉得稀奇。好多未来的东西，在美国早已成为现实。还有一部内参片，是关于日本机械化作业的纪录片。片名我不记得了，只觉得日本的机械化水平真高。工厂主将每件产品，每个岗位、每个工种需要多少人，需要多少工时，计算得十分精确。回来再看父亲，一下一下扯着锯子，一下一下刨着木料，累得大汗淋漓，腰酸腿痛，才能做一件家具，而电影里那些机器制作，仅仅需要十来分钟。我很佩服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端技术，有了这样的想法，内心能不感到害怕吗。
八
元旦赶回西安，父亲已经出院了，是前妻和他三哥找人送回家的，我在成都，照顾不上父亲，干着急。前妻得知后，托朋友帮忙，开车将父亲送回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吵架。但她对我的父母一直是孝敬的，即使离婚后三年，母亲生日，她还买了一对金耳环，让儿子送给他奶奶。这一点，我非常感激她，感激归感激，二人性格不和，无法在一口锅里搅勺，许多人拿性格不和作为离婚的借口，我也许同样如此，但我们的吵架，几乎是家常便饭。
父亲躺在土炕上，我摸了摸，炕暖烘烘的。那天，西安温度极低，冻得我浑身发凉，坐在炕沿，冷风直逼前胸后背。母亲靠炕里边坐着，喊我上炕。土炕是大炕，再上去两个人也没问题。我没好气地说，不上。母亲知道我的意思，不再说话。只要我语气不对，母亲就不说话了，这是母子间的默契。母亲吃尽了苦，知道钱的难长。即使到了现在，我家的生活大为改观，但母亲对钱看得还是很重。我说，给钱多开几个眼，你就往进钻吧。我说，本来小病，不看，耽搁成大病。我说，攒钱有啥用，身体好了，多看儿孙几眼；身体不好，明天眼睛一闭，啥都看不到。母亲低下头，轻声说，眼睛一闭还好，眼不见心不烦。门中的堂哥来家里闲坐，挑门帘的时候，听到我说话不好听，就说，你也不看你妈容易吗？你妈不省着，这个家能撑持到今儿吗？我说这些气话，也是希望她照顾好自己，能好好地活着。我说话的时候，父亲耳朵灵醒了许多，他突然说，我不冷。我说，你不要说话了，你当然不冷，炕热乎着，能冷吗？我是担心母亲，她有慢性气管炎，冬天受不得凉，受了凉，咳嗽得喘不过气来。堂哥说，我想着，你爸这一病，你妈就不咳嗽了，你妈为了给你爸取暖，自己也就不会受凉了。
冬天的乡下，要比城市温度低两三度，在城市，享受惯了暖气，我受不得乡下的寒冷。母亲从来不生取暖炉，怕花钱，却找借口说怕上火。去年冬，单位的同事走了许多。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说声不在就不在了。在岁末那天，同学在QQ里说，我们一个同学走了。同学是我们学校短跑冠军，每次运动会，没有人能跑过他，这么好的身体，说声走，也走了。母亲已年近八旬，身子骨能和年轻人比吗？我吼她说，你想和年轻人较劲。母亲还是不说话，只是低头流泪，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把她说到心痛，心痛了，才知道照顾自己。父母安在，儿女是福，我真怕他们会有什么闪失。在成都，接到大姐电话，我担心父亲这次不行了，心里焦火，一晚上嘴里起了泡，出了溃疡。家人在外，只报安康，祖母去世的时候，家人来电话，只说祖母生病了，想我。我以为是真的，回到村口，看见二姐戴着白孝等我，我傻眼了。这次，我担心大姐怕我着急，隐瞒了父亲的病情。父亲就像一架将要散架的马车，所有的零件都经不起磕打了。我给二姐去电话，问她在哪里，二姐说在店铺，我才稍微有些释然。父亲摔伤了，二姐还能安心她的生意，应该不会太重。事实上，父亲摔的非常严重。父亲躺在病床上，说话含混不清，但他还是要说，我只能“嗯、嗯”地答着话。我对二姐有些生气，没有说出来，我只是问大姐，二姐来过吗？大姐说，来过，本来想给二姐去电话，我没有打，心里想，就看你啥时候来。父亲对你最上心了，你还只顾了挣钱。二姐来了，带了三千块钱给母亲，母亲说大姐和我已交了手术费，不用了。我给母亲使眼色，让她拿上。母亲没看出来，还在推辞，我没好气地说，叫你拿你就拿上。母亲这才接了，其实，母亲接了钱，内心是温暖的。我知道她不会花，会攒着，对于一个爱钱如命的人来说，只要把钱揣在腰包，心里就痛快，每次回去，我都给母亲钱，我知道她不花，图的就是她高兴。
儿子小的时候，母亲帮我带孩子，周末，她要回乡下，我悄悄给了她二百元钱，让她回家买些东西。那时，二百元几乎是我半个月的工资。母亲舍不得花，揣在口袋，路上，被扒手偷了去。母亲回到家，找不到钱，急得直跺脚。父亲打来电话，告知我。我急忙让父亲把电话给母亲，我说你把钱落在床边了。母亲还在狐疑，我故意说，我正纳闷家里咋多出钱了。母亲听了，破涕为笑，我在这边却想哭。
九
在我幼年的时候，和大多数人一样，不得不忍受物质匮乏，我又与别人不同的是，缺乏安全感。那时，饥饿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而恐惧时时进入我的梦境。被排斥在外的恐惧，被欺辱的恐惧，以及因这些恐惧而衍生出来的恐惧。
父亲在城里做工，母亲终日下地干活，祖母把我带大。祖母头上戴着一顶无形的“帽子”，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大跃进的时候，祖父将家里的木椽捐给集体，盖饲养场。饲养场养了100头牛，100头马，还有几十头骡子。另外一边，是村里的仓库，存放着各种农具和草料，据说，盖饲养场的十分之一木椽都是祖父捐献的。正因如此，上级工作组进村的时候，这些都成了重新给我家划定成分的依据，祖父已经去世，地主的帽子就戴在了祖母的头上。
父母为了多一些口粮养家糊口，1962年返乡务农。过了四年，家里就被抄没了，在那个年代，原本还算富足的家庭，突然陷入极度困境。父亲不善言语，没听他说后悔的话，母亲时常说，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卖啊，要是有，说啥也不回这破地方。有了切肤之痛，才会发出切肤之痛的叹息，随着大人受欺辱，自然也会殃及子女，欺辱母亲那些人的子女，也欺辱我。平日他们不和我玩，我孤单一人，渴望群居，渴望快乐。有时，他们拉我入伙，让我扮演黄世仁、南霸天。他们骑在我的身上，用拳头擂，旁边围着的，喊口号，用脚踹，甚至对我吐痰，撒尿，我提出不干，他们会用更加恶毒的方式对待我，揪头发，扇耳光，逼我就范。受了欺辱，我不敢告诉母亲，更不敢告诉父亲，母亲爱哭，我怕她伤心。父亲脾气暴躁，我怕他惹事。夏天好说，在河里洗干净和着尿骚味、浓痰的衣服。冬天，只好回家，悄悄洗了，在火炕上烘烤。那时，家里穷，我的棉衣只有一件，我只能钻在被窝里，等待衣服烘干。
我希望有一双强悍的臂膀让我依靠，希望自己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抵挡外来的恐惧。我在《青春祭》里，写到我练铁砂掌的细节，有一度，我的手指关节肿大，指甲盖脱落，像灰指甲，手指头上，倒刺一个一个，拔去倒刺，渗出血来，那段时间，我的手指头总是血迹斑斑。在我的文字中，无数次写到乡村，写到它的街巷、树木、田地、河流，写到许许多多的人。儿时缺乏温暖，我的文字总渴望温暖，作家方英文对我文字的评价是“美丽的忧伤”，在那个荒诞的年月，所谓的温暖，其实更为虚幻和毫无意义。
十
父亲动过手术，更迷糊了，麻药散去，疼痛难忍，用止痛棒，还是嘴里咕哝咕哝说胡话。虽然不仔细，但能估摸出说的啥。说到他小时候，他长大了，他工作了，他和妈妈结婚了，他有孩子了，乱七八糟的，想起啥说啥。
父亲以为自己真要死了，血堵在半路上，胸口反而鼓捣出许多往事来。他说谁谁欠了他的钱，一直没还；谁谁丢了三千块钱，他捡了，还了，一句谢意都没有；谁谁骂他了，说他老不死的……乌七八糟的话，全挤了出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一会儿，迷糊一阵子，迷迷糊糊中，喉管咕噜咕噜滚动。要么，他醒来了，伸手拔输液管，你吼他，像孩提时他吼我一样，吼他。吼了，他就停止动手乱拔了，但能看到他满脸生气的样子。父亲平日爱抽烟，痰多，给他做雾化，吸痰，做着做着，他紧闭了嘴，把雾化管往一边拨拉。我吓唬他，做一次一百元，钱交了，不做，就白交了，父亲说，你说啥？我说一百元，父亲不说话了，孩子一样，乖乖地张了嘴。父亲时迷糊时清醒。我陪父亲的那个晚上，他几次掀掉被子，寻裤子，要穿衣服回家。父亲掀掉被子的瞬间，我看到夹在双腿间的乱草，花白，蓬乱，像枯蒿。年轻时，父亲让我帮他搓背，身上的肌肉瓷实，结成一块一块的硬疙瘩，我无意间看到他双腿间油黑乌亮，撑出一根坚挺的硬物，我脸红了，浑身不自在。现在看去，没一点感觉，就像看到一丛被风虏去的茅草。我吓唬他说，那好，不治了。你想回家，回不去了，只能进火葬场，父亲默然了，他心里应该残留着早晨的惊悸。早晨，凌乱的脚步，凄厉的哭声，抬进来一中年民工，睁着双眼来，闭着双眼被抬了出去。凄惨的哭声，让我惊悸。人总是有着本能的反应，听到门外凄惨的哭声，我却担心着父亲。
没做手术前，父亲腿上打着牵引。半夜醒来，他掀掉被子，说穿衣服，回家。我说咋穿？父亲说，你把裤子给我，我穿，我哭笑不得，说，穿不成。父亲生气了，骂我，伸手要扇我，我吼他，不让他再折腾人了。父亲骂我，咕哩咕哝，听不清。父亲牙又脱落了几颗，仅剩的几颗，也满是豁口，说话漏风。越是这样，他越想说。说不清，急得拍床，抓床边的扶手，要起身。我再次吼他，这是医院，不是你家。父亲沉默了。父亲是一个多么想说话的人，这个时候，他却沉默了，闷闷地，看着天花板。
父亲摔伤的时候，母亲喊来侄子，赶紧送医院。父亲死活不出门，拽紧门框不松手。给父亲换衣服的时候，父亲问母亲，去哪里？母亲没好气地说，能去哪里，去火葬场。父亲以为真的要去火葬场，死死地拽紧门，说他死也要死在家里。人老了，对生的欲望和本能更强烈了，对死的恐惧更直接了。
去年开春的时候，我从成都回西安。进村的时候，远远看见父亲蜷缩在椅子上，一手扶着拐杖，一手夹着纸烟。烟灰长长的，想不起来弹掉。我很小的时候，总觉得父亲高大，帅气，像一座山，而今，蜷缩在那里，最多是一堆小土丘。前不久，路过一家奢华酒店，看橱窗里成排的高档红酒瓶，走近前一看，贴有一纸告示：仅供陈列。父亲也一样，只剩下一副空架子，陈列的资格都不具备了。
父亲老了，我突然觉得，他的身子像阳台上的花，天晴了，需要搬出去晒晒，天阴了，再搬回屋子。
十一
第一次赶回西安那天，大姐问我几点到。我说如果航班正常，大概11点到。说这话的时候，我心虚。成都这地方，航班不正常，才是正常；如果正常了，反而不正常。坐上飞机，我在内心祈祷，快滑行吧，快滑行吧。只要飞机拖动、滑行，就能很快起飞。也有例外的，在上海浦东机场，滑到跑道尽头，竟然流量控制一小时。大姐问我啥时回去，主要还是父亲手术签字问题。周一要手术了，当天必须签字，不签字，手术就要推后了。在农村，只要有儿子，手术签字女儿是不代签的。刚坐下来，飞机就颤动了一下，接着开始滑行。真是天意啊。飞机正常起飞，提前五分钟降落咸阳机场。我不信迷信，但偶尔还是有着说不出的天命感。外甥接到我，问我先回家，还是先去医院？我说先去医院。从西二环拐入南二环，车速开始放缓。这条曾经塞满了司机的抱怨，一条无法掉头的单行道，时常拥堵得难以前行，又不能后退。那天，仅仅只是放缓了速度，还能匀速前行。我再一次晴朗了内心，上天保佑啊。
前一天晚上，我做梦了。那天晚上太奇怪了，一个梦接一个梦，大量而密集的细节反复出现，模糊而不可靠的梦境，逐渐变得清晰而真切了。惊悸、不安，咬噬一般，一棵高大的枣树，挂满了拳头大的红枣，哪有这么大的红枣啊？一颗颗落下来，我双手抱着，捡不过来。再看树根，已经枯朽了，手掰一下，掰出的是木屑。为什么是红枣？为什么又是朽木？红枣？家里有人要生孩子吗？我想到了外甥，外甥的妻子预产期就在那几天，早生贵子，应该是男孩。果不其然，外甥给我发短信，说是生了一个七斤多重的胖小子。朽木呢？我本来不是一个敏感的人，但现在的心却像一个米筛子。后来的事实的确应验了。父亲摔倒在我家院子，院子是水泥地，已经81岁的老父亲，像老旧的机器，零件已经生锈了，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摔跌。
因父亲高血压，腿肿胀得像木椽，不能直接手术，需要吊瓶子，降压、消炎。父亲住院期间，我除了见过几次护士，没见过主治医生查房。这家医院要做的手术太多了。每天都能听到病人大声喊叫，或者有气无力的呻吟。对面床位住的患者刚做完膝盖骨碎裂手术，疼得直喊，豆大的汗珠，咕噜噜往下滚。他妻子去找医生，医生却无视他，从冰冷的口中，甩出一句话：没时间，手术都顾不过来，哪顾得上做过手术的，那一家是乡下人，他们有些胆怯，低三下四。他们穿着陈旧，寒酸，散发着生存真相的气息，潦倒、破败，像卑贱的尘埃。我正要问护士父亲口服药的用量，护士爱理不理。其实，父亲住进来，已经找了多重关系，送了烟，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礼遇。看了电视剧《心术》，说的就是医生的职业道德。我觉得，如果这家医院的医生像电视剧演的那样，或者只有一半的样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父亲老了，城市依旧那么年轻，父亲曾是城市的一员，却被城市抛向了农村。
十二
父亲曾是我的骄傲。和同学说起，总拿父亲的手艺炫耀，但之后的一件事，让我对父亲产生了怀疑。
父亲做得一手好木工活，一把椅子，一对箱子，不需要半根钉子，仅仅靠卯榫，就完成了整个工艺。屏风上镂刻的花，随手就来，一幅松鹤延年，红梅报春，高山流水图便跃然而出。我喜欢绘画，就是从模仿父亲的雕刻工艺开始的。父亲带了许多徒弟，村上的年轻人，大多数喊父亲为师傅。逢年过节，他们提一包点心，来家里，说是看父亲，其实是想多学点绝活，那年月，糕点是稀罕物，家里虽然苦，虽然穷，但因为父亲，我能吃上糕点。去年春节，在河北工作的同学回陕去看他姨，他姨夫在村西头，也是父亲的徒弟。同学喊我过去，我们一起喝酒，闲聊。那个徒弟喝多了酒，借着酒话，说父亲脾气太差，总爱骂人，技术一般，还死倔。我心里有些不快，但没说出来，父亲老了，我不能得罪村里任何人。讨好别人，就是对父亲最大的好。我心里想，没有父亲手把手教你，你能有今天？那个徒弟因做木工活，后来越做越大，带了一帮子工程队，做起了装修活，现在已是远近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兴许说得对，要不然，他已发家了，父亲还在苦苦地熬日子。他说，父亲只会卯榫，不灵活，该钉钉子，却坚持不钉，既浪费时间，也浪费材料。这话说的对，我家装修的时候，买来现成的木工板，不用刨平，直接能用。不用卯榫，工人师傅拿着气钉枪，“哒哒，哒哒”几下子，一副板式木柜做好了。太省心了，还美观。
要不是十年前摔伤骨折留下后遗症，父亲的老手艺虽然不会丢，大概也没有人用了，省心省钱的事，谁不愿意做，谁希望磨磨蹭蹭做老活？但我想，如果父亲还能拿起木工活，仿明清家具，没问题。父亲做的活，是老辈人传下来的。父亲十四岁进木器厂，从一名学徒工，变成一名普通工人。一个没文化的普通工人，挣钱少，还不受人尊敬，他就返乡务农，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命，我上班的单位，在木器厂紧邻。从厂门前经过，总会想起父亲，我很想进去看看，也许还能踩着父亲留下的汗滴，抚摸父亲曾经用过的工具。门卫瞪着眼睛，把我拦在门外，我能告诉他什么，告诉他这是父亲曾经创业的地方？他该不会把我当神经病吧。
那个徒弟，打小被父亲带到木器厂，父亲从城里回来探亲，后街的刘半仙过来闲话，父亲知道刘半仙是高人，摆上酒，趁着喝得高兴，问他哪个徒弟将来有出息。刘半仙指着一个正在动箸抿酒的小子说，这娃将来了不得，单看印堂、眉心，还有耳轮，了不得。父亲让刘半仙再往下说，刘半仙端起酒盅，仰脖一口灌下，很舒坦的样子，站起来，背着手出门了。临出门的时候，狡黠地一笑，说，天机不可泄露。探亲结束，父亲就带着那小子进城了，带着他，父亲只能住平房。职工宿舍太少，四个人住一间，带着一个徒弟加楔子，没人会痛快。父亲只能带他住那间又潮又暗的平房。那小子的确聪明，学什么会什么，不久就出师了。出了师，父亲不再带他，让他自谋出路。先期，他走村串巷打短工，后来，在一家大型企业谋了职，给厂子修修补补，做些零碎木工活。干了几年，政策有所变化，他辞工回乡，带了一帮人干起装修活，他敢闯敢干，给人家做坏过，赔偿过，吃一堑长一智，他的活越做越好，名声越赚越高。父亲上了年岁，也被工厂辞工了，辞工后，父亲给徒弟打过一段时间工，干不长久他就回家了，徒弟做自己的老板，他脸面上无光。
父亲不做工，闲在家里，整日无事，无事反而搜事。他时常出外和人吃酒，把钱花光了，母亲说他，他脖子一梗，比母亲还要厉害。父亲吃酒的时候，很少带我在身边，唯一的一次，还是被徒弟硬拉着去的。父亲没有酒量，别人敬酒，他双手抱拳，做出不能喝的架势，我看不惯他们故意灌父亲酒，伸手接过了酒杯。有一个父亲的老伙计说不能替，不能替，要替，喝三杯，三杯就三杯，再丢人也不能丢脸。我不知道酒的厉害，喝第一杯时，差点把眼泪辣出来；第二杯下肚，像要把喉咙和肠子点燃了；很快，难受感就过去了，第三杯喝下去，体内似乎升起了兴奋的晕眩感。
他们对父亲说，酒壮怂人胆，你这娃厉害啊，了不得，了不得。事实上，我除了能喝酒，好像再无其他能耐。尤其是面对纠纠葛葛、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总是茫然无措，以至于人到中年，游走他乡，父亲住院期间，除了周末回去看看他，平日里，只能干着急没办法。
昨晚又做梦了，是儿时的记忆，父亲牵着我的手，走在麦田里。其实，父亲从来没牵过我的手，最多，用单车驮我进过一次城。梦境如此模糊，犹如宣纸上洇开的墨迹。地里的麦子还没有长高，时光正停留在冬日，整个土地显示出沉寂的景象。其实，我知道，麦苗在孕育生机，暗暗发力。开春解冻的时候，分蘖的麦子，以它自然的力量穿破泥土，呈现出旺盛的活力。父亲健步如飞，扯着我的胳膊，走得风生水起。我正纳闷父亲的腿怎么好了，被马路上一声急刹车惊醒了。我坐了起来，在心里默默祈祷着，父亲快好起来。但我清楚，今后的日子，父亲恐怕只能靠拐杖生活了。父亲做了一辈子木匠，最终还得靠木拐支撑。这也许就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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