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味觉事件

                                                           多味觉事件                                                            

                                                              文/郭旭峰


同学聚会

      在微信群里，初中同学商量着聚会，来个三十年重聚首，我没露头，装作睡去很久了。时间太过久远，一些同学的脸庞早已模糊不清，再加上一屋子叮当乱响的事儿，挣脱不了束缚，去不了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一个乡的中学读书。民国时，这里是郏县第二中学。学校青砖灰瓦，古朴、幽静，无花果常常在不经意间呈现出来，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偷偷摘一个塞进口袋，带来莫大的慰藉，一天都会甜蜜。北面一排民国时期的两层楼房，木的楼梯，木的地板，“嘭嘭嘭”，走在上面闷声闷气，如同一个清朝遗老的回答。二楼尽头有两间图书室，大都是些线装的、或是发黄的民国时代的老书本，我印象中，从来都没有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开放过。图书室的门紧紧关闭着，像关着一群旧灵魂，但我胆子大些，总想认识一下他们。写这些书本的人，那些穿着长袍的、气宇轩昂的人，都去哪儿了。
      校园的钟是一个炮弹壳做的，吊在一棵核桃树粗壮的胳膊上，在和平年代，炮弹壳沙哑地振动我们，启蒙一群群刚走出泥土的孩子。敲钟的师傅有点歪嘴儿，每当敲上课钟时，他的嘴儿歪的格外很，敲下课钟的时候复如常状。他和我们一样，上课攒着一股劲儿，下课甩了包袱般轻松吧。他和学生一起努力，所以我挺喜欢他。我在想，炮弹壳上有多少个铁锤留下的痕迹呢，有多少个是敲给我的呢。
      教学楼前有一个三十平米见方的水池，红石垒砌，周边也用条石围堰起来，杨柳拂面，里面泉水涌动，螃动鱼走，燕子衔泥弄水，喜鹊过来蘸水沐翅。在水池的西北角，有一独立的长方形、两平米左右的内池，水清澈见底，不时从底部翻滚上来一串串的水泡，“咕嘟、咕嘟”，犹如大地的低语和沉思。这是我们的水缸。夏天水凉，冬天温热，每天，我们排队走下红石台阶，取水刷牙，饭后洗碗，渴了直接舀水痛饮。我们如玉米般慢慢长高，日渐结实、饱满。
      初二的时候，班里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一位同学在宿舍丢了五元钱。这五元钱是家长让孩子周末从镇上买东西回去的。五元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二分钱就能买一个大白馒头。班上刮起狂风，课堂上也能感觉到瑟瑟的冷。班主任以及任课老师都是些刚师范毕业的年轻人，利用一节的时间争取尽早“破案”，迅速恢复课堂秩序。先从心理战开始。一群老师窗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班主任站在讲台上目光炯然，犀利、果敢。说，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基本情况，钱在哪里我们基本清楚。说，只要把钱交上来，免于一切处分。说，你有困难，大家可以帮助……总之用了各种策略，但一无收获。教室里空气凝重得要爆炸。折腾近一节课，几位老师交换一下眼神，班主任总结道，好了，那位同学心里也该有个数了，这样吧，从哪拿的，悄悄给人家还回去，或者晚自习后送我办公室，今晚我办公室的门会一直开着……
      钱最后是怎么回到失主手里的，大家都不知道，总之一切归于镜面。时间打着灯笼走远，“作案者”面目模糊，看不清是谁，但他的确存在于我们中间。这个失窃案一直是个谜，因而时常想起。不是鄙视和憎恨，更多的是对青春年少的一种祭奠，是对那个年代的怀念。
      同学聚会我终究没有去。看着同学圈一张张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那些变了形的、还在强装年轻状的影像，我深深的失落。时间呀你真的是蛮不讲理，一节节啃咬我们生命的甘蔗，远远近近的召集来，却让他们因喜悦而相对无言。
      霞打电话来，趁着酒劲儿，讽刺挖苦地细数着我置同学情谊于不顾、我的无情无义、我的冷漠绝情，说，把你从宇宙的同学相册里剔除了。然后她话锋一转，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那年那个“失窃案”，他今天专一“投案”来了，他当着咱老师和同学们的面，抱着咱班主任大哭……
      我的天。我急忙问，谁？谁？谁？她那边好像抽泣了一下，狠狠地说，不告诉你，谁让你不来。

“李大刀”   

      我去郑州校对书稿，夜晚寂寥，故土在远方变得愈发清晰和温暖，电话郏县籍作家李，他大悦，连通另几位诗人、作家朋友晚上坐。此人大眼浓眉，气宇轩昂，一杆关公刀舞起来砍风劈光，干净通畅，气稳神定。
我叫他“李大刀”。
      其间和一位诗人去隔壁妇产医院找洗手间，看着廊道两旁的宣传画，诗人说，这就是磨难，生下来活不下去，比死去的土地还难受啊。我一直思索着，有所触动。一瓶白兰地下去，灵魂得到恩典，束缚解除，生命的狼烟动地，骑着白马在郑州飞驰如箭发。走前我带上桌上剩余的酒菜，我摇晃着说我出去下，给乞丐、流浪汉。找了半天没碰到一个，问清洁工、问干部模样的人，逮住刚从郑州大学出来的大学生问，皆惊讶道，没什么乞丐、流浪汉。没有？不可能！怎么会没有乞丐、流浪汉呢，他们被上帝安排去郑东新区“啃玉米”了吗？我骂骂咧咧和作家诗人汇合，边走边哭，到“李大刀”居住的小区门口，我再也忍受不住，我扬起手里的剩菜，狠狠摔下去，门前瞬间汪洋一片，洋洋洒洒一直奔流到马路上。
      “李大刀”铁青着脸，回到他家，一直盯住我，恶狠狠地拽住我的眼光不放。诗人豪情万丈，讲玄妙诗歌，讲自己在诗坛的位置。“李大刀”一直防备着我，最后他终于爆发：“你不应该把饭菜摔在我门口！郑州没乞丐、流浪汉不是我的错！你恶心的不是郑州，是我！”我一激灵，一股热血合着酒精冲撞着脑门，我一把抓起挎包，斜勒肩膀朝门口撞过去，不顾诗人们的拉扯，摔门而去。
连夜返平顶山，回到郏县我的母地，静悄悄的，小城在酣睡。趁着迷糊，我删去“李大刀”的手机号，拉黑他的微信，割袍断义，拉灯睡觉。
      这天，我突然想起“李大刀”，我想起那年他在洛阳，他卖烧饼的样子，他把烧饼都烤糊了，当地人把他的炉子踢翻在地，他抽出大刀拼命，被一老人死死劝住，这一劝也许阻止了他一生可能的规变；我想起他租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旅馆里准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他在读着果戈里《死魂灵》的时候，房主过来要房租，口袋空无一文，房主把他的高自考的书一本本从窗户扔到大街上，汽车一辆辆碾过，碾碎他的心；我想起那年大年二十九，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洛阳老城往郏县赶，雪淹没他，风扯着他的油腻的棉袄。在临汝镇，他饿得跌落下来，一个老妇人把他领回家，给他卷烙馍，倒热茶；深夜，在汝州郊外，他快被冻住，一对开饭店父子打开店门，把他搀扶进来，听他说一路的事情，留宿他一晚上，第二天送他回家的盘缠……我想起他给我讲起这些的时候，一个大男人竟双手掩面，泣不成声。他坚硬的内心，有锦缎在拂杨。我也突然想起，他李运昌也曾经是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
      凌晨一点，我拿过手机，打通他电话，喂，李大刀吗？你以为郑州一别你就不是我兄弟了吗？我告诉你，我就是郑州的乞丐啊，我乞讨回了我想要的东西……

四号病人

       四号病床的老石七十岁，肺气肿，已经在这张床上住了半年有余，整天昏睡，偶尔清醒的时候大喊大叫：“回家！赶紧让老子回家！”老伴儿吴婶干净利落，穿着对襟碎花紫色小棉袄，短袖，颇有村里大家庭带出来的风范。
      入院第二天，我就和吴婶熟络起来。他们三个儿子，老大在新疆，老二在温州，老三在湖北，路远都回不来。我对她说，那你也该给孩子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回来替替你。吴姨内疚地说，哪好意思麻烦他们，也没给人家带过孩子，亏欠人家太多。见我有些诧异，她又忙说，老二家的俩孩子是我带大的，哥儿俩正从温州往家里赶。
      呼吸内科的老年患者居多，像我这样“年轻”的不多见。夜幕拉开，就像转换到十八层地狱，呻吟、咳痰、狂喊声有小聚大、由弱变强，在走廊里形成一股森的旋风。晚上十一点多，吴婶拿来一个剃须刀，想给老石刮刮胡子，问我怎么用，我一看和我用的一样，就说我来吧。老石的脸面多日未曾刮过，像一块杂草丛生的自留地，让我无从下手。此时他正处于混沌阶段，我一手按住他的额头，一手费力地除割。胡须粗壮、硬实，刮起来“刺啦”有声。老石改头换面，干干净净、光光溜溜，年轻时一定算得上帅。
      十二点多，我正欲睡，忽听吴婶大声喊：“付领，醒醒啊……”接着是扇脸的声音，“你那俩孙子正在路上回赶呢，你再坚持一下……”又是两声巴掌声。值班医生建议马上去抢救室，吴婶说算了，抢救过来又能咋样。做了心脏按压复苏，最终宣告不治，一切医疗设备撤离。老石跟着窗外的风走了。
      送走医护人员，吴婶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打给在县城工作的侄子，让他尽快买一身内衣、一身寿衣，钱他先垫上；第二个电话打给乡下的外甥女，让她和她女婿尽快进城；第三个电话恶狠狠地打给他外地的三个儿子，你爹死了，你们都舒坦了吧……
      她出去端一盆热水回来，褪去老石身上黏糊糊的内衣，试试水温，拿起毛巾开始给他擦拭身体。此时，他的身体是柔软的，散发着热气，吴婶像揉面团一样来回擦着，这个身体，曾在她身体上揉搓多少次呵。老石的头随着他左右的涌动而不停晃动。吴婶看见，又使劲扇两巴掌说，付领呀，付领，我这辈子可是对得起你，你可对不起我呀，你下辈子做我的牛马你也还不清我的债呀。
      我忙下床，按住老石不安分的头颅。吴婶又说，你想想，你三个孩子到这时候了，一个都不来，你这爹当的可真不赖！本打算两个孙子能见上你一面，你没这个福气，你造孽太深呀，付领……
      不多时，吴婶的侄子拿着全套衣服急急忙忙过来。她的外甥女和女婿也赶来，头发刮得倒立起来。运尸车等在楼下。老石被她侄子和外甥女婿抬下去。
      她长出了一口气，麻利地收拾一下东西，用一张肮脏的被单包住，向室内的人逐一道谢、说再见，背包朝肩上一甩，风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