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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为作家一辩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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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作家一辨
                           楚些

    这几天,朋友圈及微信群里转发了一篇惊悚类标题的文章,以审视甚至审判的口吻对着作家们说话。文章题目为《疫情中,十万中国作家集体缺位》。这里先简单分析下题目的信息,十万在这里非确指,乃是虚指,这种用法在古汉语中常见,如花蕊夫人的“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另有作家一词,实际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以随取随用,即使是百度百科等搜索工具提供的解释,也只能当做参考性信息。比如说,某个地方涌现出上千的农民诗人,这样的新闻用语中,读者应该关注农民在文化上的自觉,至于是否为诗人的问题,则可以搁置。如果以专业性的眼光考察作家的名实相符问题,那么,能够被指认为作家则需要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要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品集(非绝对的必要条件),比如《围城》或《写在人生边上》于钱钟书作家身份的确立;二是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保持在文学现场,也就是说作家要保证足够的写作活力;三是在具体作品的产出上要符合一个时期的判定标准,如果需要具体量化,我给出的标准是,每年要有四篇或者四篇以上的作品见于省级文学刊物或者选刊。三个条件之外,至于专业文学奖项或者是否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皆属于参考性因素,非充分条件。

    从专业性的判断出发,当代中国作家其实数量并不多,这个群体中有大量的票友和爱好者的存在。
    这场疫情,对于各个领域而言,无疑是一场大考。特别时期,尤其需要行业机制和专业精神的精准和高效。医疗、药物领域,媒体界,社会管理系统,这些领域皆置身危险的前线,它们的运转状态,决定了这场战“疫”行动的方方面面。而文学领域距离轴心相对偏远,对于作家群体来说,每个个体积极配合居住地的临时措施,在家安心读书,即为上策。按照一种自嘲式的口吻来讲,不添乱就是在做贡献。

    当然,这篇指责作家群体不作为的文章其实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即作家们在突发的公共社会危机面前表现出的集体的沉默,这种沉默配不上我们经历过的苦难,作家们无法像加缪或者阿列克谢耶维奇那般,利用手中之笔写出时代性的巨著。这样的著作当然不是当下文学界滚动播出的抗疫类诗歌或者歌词,而应该如建安风力般,志深而笔长,梗慨而任气!这样的指责貌似铿锵,实则为一种唐突或者苛责。

    文学是体验的凝聚,因为缺乏必要的诗艺和体验的深刻性,已经涌现的大批抗疫诗歌确实暴露出其浅陋的一面。然对对于真正的作家群体来说,写作从来都具备某种错后性,即使是强调及时迅捷的报告文学,也需要充分的现场调查。在现有的重灾区封禁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华兹华斯说过:“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鲁迅也讲过,愤怒的时候不宜作诗,容易将诗美杀掉。总的来说,艺术遵循自身的规律,它拥有自身运行的轨道,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灾难面前,基于情感和立场的判断,那些被雕刻成形状的焦虑、悲伤、愤怒,那些留存的书信、记录、日记、报道等等,皆是构筑杰出作品的素材,然而并非文学作品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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