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鸟》2021年第3期｜孙学军：圣索菲亚教堂
2023-11-13小说天地孙学军
导读
一封迟到却又及时的来信，并没有演绎公主王子大团圆式的故事结局，哈尔滨姑娘冯淑慧最终还是选择了远嫁异乡。多年后，当她再次流连于中央大街的圣索菲亚教堂前，青葱岁月，……
一封迟到却又及时的来信，并没有演绎公主王子大团圆式的故事结局，哈尔滨姑娘冯淑慧最终还是选择了远嫁异乡。多年后，当她再次流连于中央大街的圣索菲亚教堂前，青葱岁月，……
导读
一封迟到却又及时的来信，并没有演绎公主王子大团圆式的故事结局，哈尔滨姑娘冯淑慧最终还是选择了远嫁异乡。多年后，当她再次流连于中央大街的圣索菲亚教堂前，青葱岁月，因缘际会，动荡变幻……命运的浮沉，于她，除了泛起心头的涟漪，更有普通人不屈从命运，努力前行的坚忍、执着与顽强。有幸的是，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些美好，让我们笑对苦难，不输自在。
但凡去过哈尔滨的人，还有哪个不知道圣索菲亚教堂呢？
作为土生土长的老哈尔滨人，冯淑慧当然很早就去过圣索菲亚教堂，并对它高高的尖顶、曲折的回廊、奇形怪状的浮雕圣像印象深刻。哈尔滨开埠虽晚，却曾是远东最大的城市，当然它的洋派也是出了名的。所以打从记事起，冯淑慧就见惯了街上走来走去的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当中多是俄国人和犹太人，也有俗称“小鼻子”的日本人，因为和中国人长相差别不大，好长时间冯淑慧都分不太清楚。那时候日本人已经战败投降了，昔日耀武扬威的“皇军”逃的逃，抓的抓，杀的杀，留下来的都是些走投无路的侨民，早丢了从前的跋扈，灰头土脸的，见人就鞠躬，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儿。
这些都是冯淑慧在俄国洋行里当襄理的父亲跟她讲的。父亲说，世道变了，咱们中国人可以伸开腰了。父亲说这话时两只小眼睛透着光亮。他招了招手，十岁的小冯淑慧就识趣地端起小酒壶给父亲的酒盅倒满了酒。父亲高兴的时候喜欢喝两口，他喝酒只喝南岗区老裴家烧锅出的二锅头。老裴家烧锅当年在哈尔滨可是很有名的，一般人想喝都喝不着，得提前预订。父亲喝酒时对酒的要求挺讲究，至于下酒菜就很随便了。通常情况下就是两个咸鸭蛋外加一块大豆腐，偶尔也开开洋荤，来一根俄罗斯红肠就酸黄瓜、黑列巴下酒。冯淑慧的父亲在洋行里工作，他有这个条件。
父亲那年虚岁五十，冯淑慧是他快到四十岁才得的小女儿。照理应该很是受宠，可惜身为俄国皮货洋行的老襄理父亲，虽然经常和“老毛子”打交道，嘴里时不时蹦出几句俄文，但骨子里却还是“老八股”，重男轻女的思想极其严重。所以，冯淑慧打小就学会了看人脸色，她帮母亲拾掇屋子，抢着给要出门的父亲找鞋、拿衣服，在邻居眼里，她是个乖巧懂事、让人省心的孩子。
顺便提一句，冯淑慧的娘是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当年由父母包办嫁给了她父亲。父亲本来不同意，不过最后还是在家里的百般催促下把她娘娶了过来，过门后就一直不得烟儿抽（不受待见）。只不过娘的肚子挺争气，第二年十月怀胎居然生了一对双胞胎大小子，乐得远在牡丹江的冯淑慧的爷爷一蹦多高，托人捎信儿，连称儿媳妇给他们老冯家立了一大功。冯淑慧的父亲心里头也高兴，他眨巴了两下小眼睛，就上菜市场买了一只老母鸡，亲自下厨房炖了一锅鸡汤，连鸡肉带汤盛了一大碗，颠颠地给在里屋炕上坐月子的母亲递了过去，自此将这个婆娘撵回娘家的念头也就断了。冯淑慧俩双胞胎哥哥刚到六岁，父亲就忙不迭地把他们送到哈尔滨国立第三小学去上学，等到冯淑慧出生的那年，又把他们送到当时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也就是现在的长春去考国立高等中学。冯淑慧的两个哥哥也真争气，谁都没落榜，齐刷刷地都考上了国立高等中学。
老一辈东北人都知道，当年在伪满洲国能够考上国立高等中学可是不得了的事。据说，学校里有很多日本老师，上课时都讲日语，学生讲不流利就扇嘴巴子。国高学生的校服也跟日本学校差不多，清一色的白衬衫、黑制服，脚上蹬着黑皮鞋，老师和学生见面彼此要鞠躬敬礼，总之，学校里的规矩特别多。还有个好处，上了国高之后学生的学杂费用就不用自己掏了，学习成绩好的还有补贴，毕业之后优先保送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去深造，再不济也能在伪满洲国政府弄个差事。现在想想，当时读国高的所谓优厚待遇，不过是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实施奴化教育的一种手段，但在当时确实蒙蔽了很多人。眼皮子浅的且不说，连老襄理这种见多识广的人也把念国高当成光耀门庭的事。谁能想得到呢，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不可一世的日本人连同他们扶植的伪满洲国说败就败了。从感情上讲，老襄理当然希望鬼子完蛋，但是身为父亲的他理所当然地还是有点儿担心他的两个读过国高的儿子。
冯淑慧的这对双胞胎哥哥从国高毕业后都在长春谋得职业。大哥在二道警署当上了巡官，二哥在日本人开的洋行里做翻译。两个儿子出来进去的一个戴警帽，一个穿洋服，无论社会地位还是薪水待遇都不错。这样优哉游哉地过了两年多，就到了“八一五”光复，日本人和他们扶持的伪满洲国哗啦啦倒台，随之而来的是对汉奸鬼子的大清算。一时之间，哈尔滨街面上是风声鹤唳、鸡鸣狗跳，昔日那些给日本人做过事的人人自危，每天都有被五花大绑、背插汉奸标牌的人让大卡车给拉到松花江边上枪毙了。老襄理就开始惦记起他远在长春的两个儿子来，这俩儿子一个给伪满洲国做事，一个给日本人做事，那小日本自不必说，现如今连满洲国的名字前边也加个“伪”，论起来不都在国民政府所列的汉奸的条条框框之内吗？弄不好，这次政府就得把他们哥儿俩划拉进去，要是那样，这个家可就毁了。老襄理一想到这儿就唉声叹气，却又一筹莫展，连着几天喝闷酒。
这一天，长春那边终于有信来了。开始以为是凶信，拆开后上边说的却是大喜讯。信是哥儿俩写的，大意是请父亲不要心焦，他们哥儿俩一切都好，原来，这一次他俩不仅都没受到冲击，反而都撞上了好运。老大单位警署被国民政府接管后，派来的新署长也是哈尔滨人，一唠嗑他们是小学同学。这个同学署长挺仗义，在对其甄别审查时不仅给了他个“合格”，还推荐他当上了警署副署长，老大没遭贬反而升了职。老二呢，在洋行里一直待得很平稳，光复之后他们洋行照常运转，没像别的洋行那样早早地被查封。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们洋行老板早就和国统区暗通款曲，生意对象有好多都是国民党内的大人物，经他们一疏通，洋行自然无事。不仅无事，生意貌似更加活泛了。没几天，政府需要一名日语翻译，洋行老板就把老二介绍了过去，试用期间人事部门对老二的业务能力很中意，老二摇身一变就也成了政府的公务人员。老襄理头上一片乌云全散去，这才卸下身上亡国奴的重担，算是彻底伸开腰来。
因为两个哥哥常年不在哈尔滨，即便是偶尔回来他们也是应酬不断，很少在家。所以小冯淑慧和这两个大她十多岁的哥哥并不亲。现在想起来，其实这哥儿俩对冯淑慧这个唯一的妹妹还是很疼爱的，每次回来都不空手，闲下来的时候也带着她出去玩。不是到松花江上去滑冰，就是逛俄国人开的秋林商行，那里边琳琅满目的都是俄国货。冯淑慧的这对双胞胎哥哥都喜欢吃秋林商行里卖的里道斯红肠，而小冯淑慧只对橱窗里摆的俄罗斯套娃感兴趣。后来，在冯淑慧七岁生日的时候，她终于得到了一套俄罗斯套娃。冯淑慧不记得是哪个哥哥给她买的了，有可能是大哥冯守哲，也有可能是二哥冯守理。两个哥哥长得太像了，有很长时间冯淑慧都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反正见面时叫哥总没错。冯淑慧还记得两个哥哥都挺好看，喜欢穿西装扎领带，出门时皮鞋擦得铮亮。这样的装扮当时在哈尔滨的年轻人当中是很常见的。不是讲南有上海，北有哈尔滨吗，哈尔滨城这个“远东巴黎”的称谓可不是白叫的。
也就是在哥哥写的这封信里，再次提到了让冯淑慧上学的事。两个哥哥语重心长地劝父亲，说时代变了，女孩子也要读书识字，将来参加工作为社会服务，从前那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都是封建糟粕要不得。他们还夸赞父亲在洋行里做事思想开明、识大体，能够担当起倡导新文明的表率。
老襄理此前对让冯淑慧读书的事并不上心。
街坊邻里有好多家都把女孩子送去读书了，有的家里条件也算不上好，但在孩子教育方面却一点儿都不含糊，关键是人家对待女孩儿的态度，是把女孩儿放在和男孩儿同等地位上。这样的见识现在看起来是很前卫的，别忘了那可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民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中走出来，对新观念的接受程度还不深。别说让女孩子上学读书了，有的地方连给女孩子裹脚缠足的陋习还保留着呢。所以感觉哈尔滨在当时也真是座思想开放的城市。老襄理事事好强，唯有在这件事上差点儿劲，其实他心里也在犹豫，家门口拐过两条街就有所小学校，但那所学校是教会办的，男生女生都收，而且是男女混班一起上课。让一帮丫头小子整天混在一起，这事让老襄理犯膈应。老襄理的意思是想让冯淑慧上女子学校。那个时候哈尔滨的女子学校已经不多了，道里街有一所，香坊街有一所，而且收费都挺高。老襄理虽说谈不上多有钱，可这点儿钱也不差，他担心的是这两所学校离他家都挺远，那时小学校又普遍没有寄宿，都得走读，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上下学实在不方便。
转过年秋天，冯淑慧终于背上书包，到位于道里区的国立哈尔滨第二女子小学校去读书了。仅仅过去一年，老哈尔滨人都亲身经历了时局的巨大变化。首先是当政的国民党蒋总裁撕毁了国共和谈协议，率先打起了内战，紧接着共产党的林彪率领十万军队入关，占四平、打长春，千里奔袭来到了松花江南岸。这一年春夏之交，东北民主联军所属的三五九旅在林彪手下干将李天佑的指挥下，赶跑了哈尔滨的国民党守军，一举收复了哈尔滨城。新的历史一页就此翻开。街头巷尾的哈尔滨人都热烈地谈论着共产党新政府，怀着对未来日子的美好期待，当然也暗含着少数人的惶恐和惴惴不安。
老襄理也感受到了这次时局之变与以往的不同。共产党进城后没多久，他的犹太人老板彼德洛维奇就飞快地把洋行出兑，然后又变卖所有不动产举家去了比利时。出兑的理由是他在国外经商的儿子破了产，他要回去帮助儿子渡过难关。老襄理跟犹太老板干了快二十年了，知道这老家伙根本没儿子，就一个女儿在上海，两年前嫁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二等秘书，还是个黑人。老犹太人对女儿的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一喝醉就骂他这个黑人女婿。
老犹太人彼德洛维奇据说是个白俄贵族，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一待就是近三十年，洋行也开了这么些年。老家伙头脑灵活会来事，无论是苏联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也无论是商场上的，还是官面上的，这个彼德洛维奇都能处得来。这些年尽管时局不稳，哈尔滨城头变换大王旗，洋行的生意却始终不倒，且有蒸蒸日上的趋势，足以见得老犹太人的手段。老犹太人向来视财如命，撂下这么大的生意突然出走他乡，肯定是探听到了什么消息。临出国之前，老犹太人请老襄理喝了一顿酒，酒桌上他什么也没提，只是塞了一沓钱给老襄理，分别时又跟老襄理来了个西方式的拥抱，给老襄理感动得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
那阵子冯淑慧家里挺不顺当的，接连出了好几件事。头一桩是老襄理的父亲也就是冯淑慧的爷爷突然去世。老爷子立秋那天晚上还好好的，睡了一宿觉后第二天早上就再没有睁开眼睛。老襄理一边急慌慌地赶到牡丹江乡下去奔丧，一边捎信给两个在长春工作的儿子，让他们从吉林那边赶过去给爷爷送葬，结果爷爷都烧头七了也没见到哥儿俩的影儿。再一打听，原来是东北民主联军正在打长春，出城的交通线都给掐断了，哥儿俩给堵在城里出不去了。老襄理把父亲的丧事料理完，刚回哈尔滨没两天，冯淑慧的母亲早上到胡同口倒炉灰，被一辆拉煤的马车给剐了一下，当时没什么感觉，也就没当回事，没想到中午下炕的时候一骨碌就摔到地上，再想爬起来可就动弹不了了。
父亲听到消息，急忙请来道外街和盛堂医馆的坐堂先生柳子鸣来诊治。柳子鸣先生眯着眼睛号了半天脉，说是肝阳暴亢、肝火上扰引发风痰淤血、痹阻脉络之症。用了含有怀牛膝、龙骨、甘草等十几味中药的方子，连着吃了半个多月，还真有点儿疗效，母亲让人搀扶着勉强能下地了，但腿脚依然是软绵绵的。柳子鸣先生说这个病治到这份儿上已经很不错了，这种病属于风疾之症，难去根，只能维持现状。
母亲患病的这些时日，日常的看护、照料工作自然由小冯淑慧来承担。老襄理白天忙着处理老犹太人洋行里留下的善后事宜，晚上还得回家给病老婆煎汤熬药，又牵挂着长春城里两个好久没有音信的儿子，不免心烦气躁，哪儿还顾得上考虑让冯淑慧上学的事。再说了，老婆病成这样，白天家里没人照看又怎么能行。
就这样，冯淑慧上学读书的事又迟缓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冯淑慧上学路上，要穿过两条胡同，还要乘坐有轨电车行驶三站地，下了车往北拐一个街口，等到可以清楚地望见圣索菲亚教堂那个洋葱头样的尖顶时，学校就快到了。
时间长了，冯淑慧上学时也学会了抄近路，她和同学下了电车，贴着教会医院的东墙根走，斜插到彼基廖夫公馆后门，再往北走个百十来米，就到了学校的大操场。这么走的路线最短，但是就看不见圣索菲亚教堂巨大的门廊了，只能从侧面望到教堂围栏里面怪里怪气的建筑轮廓，不时地有钟声从里面传出来。
即便是放到现在，圣索菲亚教堂也是哈尔滨地标性的建筑之一。圣索菲亚教堂始建于1907年，由俄国建筑师克亚西科夫主持设计，原为沙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修建中东铁路的随军教堂，后来对普通教民开放，在当时已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以其精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而闻名。小冯淑慧后来是从书上读到有关圣索菲亚教堂的介绍的，开始她还没有把这个每天上学都路过的洋教堂和著名的圣索菲亚教堂对上号，认为只是名字巧合而已，彼圣索菲亚非此圣索菲亚。她和同学还是习惯性地管眼前这个高大的建筑叫作“洋葱头”。至于“洋葱头”里面，她一次也没有进去过。据说那里面可以随便出入，穿黑袍、手拿十字架的洋神父态度很和蔼，看见小孩子还会拿出糖果给他们吃。但是不知为什么，那阵子冯淑慧对圣索菲亚教堂总是怀着一丝恐惧，每次路过教堂时她都快步走过，似乎稍有停留就会撞到什么不好的东西，就像她在松花江滩头草丛中看到小猫、小狗和弃婴尸体时的那种感觉。
1946年的冬天，整个中国都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在关外，蒋介石调动大军疯狂地向共产党解放区进攻，国共两党正打得热火朝天。在南满一带，国民党军集结重兵进攻通化，共产党陈云、萧劲光两人离开哈尔滨取道朝鲜来到临江，开始酝酿指挥我党东北战史上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相对而言，处于北满的哈尔滨城却是一片风平浪静，平民百姓该干啥就干啥，似乎离战场上的硝烟很遥远。
这天晚上，冯淑慧给母亲熬完药，刚要坐下来写作业，父亲就急慌慌地进来。先到里屋和母亲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就回到堂屋里让冯淑慧回她自己小屋里去睡觉，连作业也不让她写了。第二天就是礼拜天，冯淑慧约了同学去松花江边上的太阳岛玩，所以打算提前把作业写完，以免到时候分心。听了父亲这么一吩咐，冯淑慧也没说什么，乖乖地收拾起东西回屋睡觉去了。她合上眼睛，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过了一会儿，她听到院子里的门响了一下，紧接着就听到堂屋里父亲在和人说话，答话的是个男声，听声音很熟悉，一时却想不起来是哪个。冯淑慧爬起身来，隔着门缝偷偷往堂屋里望，看见父亲正和一个男人在喝酒。那个人背对着冯淑慧，看起来是一身车老板打扮，黑棉袄，腰间扎着黑布带，屋子里不冷，头上戴着的黑毡帽却没有摘下来。冯淑慧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在那个人起身给父亲倒酒偶然一个回身的当口儿，冯淑慧终于把他认了出来，这个人竟然是她的大哥冯守哲。
自打光复之后，冯淑慧就再也没见到她的两个哥哥，父亲母亲在家里也很少念叨他们，对外人更是闭口不提，讳莫如深，而在此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冯淑慧学校里新开了一门政治课，老师上课时讲起当前的政治形势，总要提到国统区和共产党解放区，冯淑慧虽然听不太懂，但也模模糊糊地猜到两个远在长春的哥哥不回家的原因。长春那会儿还在国民党手里，属于敌占区。哈尔滨和长春这两座城市虽然离得不算远，现在却分属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阵营。大哥和二哥不仅待在国统区长春，而且都是给国民党反动政府做事的人。在政治老师的口中，这类人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和走狗，是与人民为敌的丑类。老师讲得声严厉色，让小冯淑慧不寒而栗，怎么也没法儿将两个阳光帅气的哥哥与凶残的敌人对上号。
哥哥的脸变黑了，看起来像是瘦了一些，换上了那身车老板装束，跟个普通的乡下青年没什么两样。冯淑慧突然有点儿心疼起哥哥来。他是偷偷跑回哈尔滨的，否则他也不会穿着那套土里土气的衣服。为什么两个形影不离的哥哥这次只回来一个，另一个哥哥在哪儿呢？其实，她只是凭感觉认为，堂屋里坐着的是大哥冯守哲，而不是她二哥冯守理。两个双胞胎哥哥长得都差不多，以前她也经常将他们认错。冯淑慧已经有很久没见着她的两个哥哥了，屋里的灯光又不亮，隔着门缝儿看把他们弄混也是极有可能的。
那天晚上，哥哥和父亲喝了不少酒，后来母亲也从里屋里走过来。看见久未谋面的儿子应该是很激动，冯淑慧听到母亲在和哥哥说过几句话之后突然哭了起来，但随即被父亲的低声呵斥给止住了。屋子里静了下来，很快有脚步声奔向冯淑慧的小屋，冯淑慧急忙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不一会儿，哥哥走了进来，在冯淑慧躺着的小炕前站了一会儿，俯下身轻轻摸了下冯淑慧的脸，叹了口气，转过身走出了小屋。冯淑慧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冯淑慧起来，发现堂屋里已收拾得利利索索，看不出来昨晚有人来过。父亲母亲闷头吃饭，绝口不提哥哥回来的事。冯淑慧也不敢去问。到了下午，就传出了圣索菲亚教堂出事的消息，说是教堂里被埋了炸弹，炸弹响了。
炸弹据说是被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安放的，目标是哈尔滨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市长刘成栋。刘成栋当天下午要到道里区检查食品安全工作。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上发现有不良商家在食品中掺杂使假、坑害消费者的行为，政府下大力气进行了专项整治。刘成栋这次就是想看看整治的成果，了解一下老百姓对新政府的看法，顺便他也想到圣索菲亚教堂看一看。刘成栋是黑龙江省肇源县人，年轻时就来过哈尔滨，对圣索菲亚教堂并不陌生，他这次来也算是故地重游。可能是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他这趟出行的消息被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知道了，事先在教堂东角门口安放了炸弹，准备等刘成栋一行一到就触发机关引爆炸弹。特务们计划得很周详，可惜行事不密，夜里安放炸弹时被一名在角落里解手的黄包车车夫发现了。黄包车夫是街道党组织发展的积极分子，对敌警惕性颇高，当即到派出所报了案。
第二天，不知就里的特务们按照预定的暗杀计划刚刚集结，就被四面八方赶过来的公安部队围堵了起来。慌乱之中，有个躲在暗处的小特务触发了另外一枚炸弹的引爆机关，他自己当场被炸死，教堂主建筑部分墙体轻微受损，其余特务无一漏网。据被抓获的特务交代，此次暗杀行动的总负责人是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行动组组长柳镜轩。他这次也潜入了哈尔滨，但没有与其他参与行动的特务们公开见面，只是躲在一个隐秘地方，遥控指挥着手下特务们的行动。哈尔滨警方随即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搜捕国民党特务的清查统一行动。
那几天街上乱哄哄的，路口上多了荷枪实弹的东北民主联军官兵，对来往行人进行仔细盘查。因为怕特务们再搞破坏，冯淑慧上学的学校门口也加了双岗，老师们告诫学生上下学走大道，不要再图捷径走偏僻小道。冯淑慧和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要求走了两天大道，之后还是在胆子大的同学带领下重新开始走原来的小路，毕竟可以少走差不多一里多路呢。路过圣索菲亚教堂旁边时，同学们就指指点点，说特务们引爆的炸弹埋在哪儿，民主联军从哪儿冲出来把特务包围了，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像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一样。冯淑慧注意到，教堂西墙檐角下有一块椭圆形的破损之处，露出了里面的青砖，下面的栏杆都东倒西歪的，看起来炸弹当初就是从这里炸响的。有个同学指着地上一摊黑褐色的污迹说，这个就是那个被炸死的特务身上流下的血。冯淑慧身上一阵发冷，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老襄理父亲这些时日老是阴着脸，连酒也不大喝了，冯淑慧整天赔着小心，唯恐稍不注意再惹父亲生气。这天是周日，老襄理拿着算盘闷在里屋算账。母亲看外面天气好，破天荒地提出来让冯淑慧扶着她到外面透透气。胡同外面就是道外街，街上人来人往挺热闹，母亲和几个赶早集回来的邻居打过招呼，又和一个相熟的婶子聊上了几句，心情好了许多，就让冯淑慧扶着她再走几步，她打算到街角俄国人基里夫开的熟食店买块熏肉和酸黄瓜，中午给老襄理下酒。母亲走路慢，娘儿俩磨磨蹭蹭刚走了百十来米，就发现街头巷尾忽然涌出很多人，闹闹吵吵的，个个伸头往街面上瞅，像是有什么热闹看。
母亲转头问一位路人怎么回事，那人说刚刚中央广场上政府开了公审国民党特务的大会，现在正押着特务游街，待会儿车队要打这里经过，游过这条街之后就要把宣判了死刑的特务拉到松花江南岸那片河滩上枪毙了。母亲向来见不得这种场面，拉着冯淑慧想要回家，却被拥挤的人流堵住行不得半步。这个时候有人欢叫着说“来了”。冯淑慧顺着众人的目光看过去，就见从街口驶过来三辆卡车，头辆卡车上载满了荷枪实弹的民主联军官兵，车顶上架着高音喇叭，喇叭发出很大的声响，似乎正循环播放着即将被处决的特务们的罪状。
身边闹哄哄的，冯淑慧除了听到特务名字中有个叫柳镜轩的，别的什么内容都没听清。果然，在后面那辆车上五花大绑的柳镜轩被两个战士押着从众人面前经过。冯淑慧当然不认得柳镜轩，她是从挂在特务脖子上那个大牌子上的三个字当中识得这个人就是柳镜轩的。那阵子整个哈尔滨的人都在谈论柳镜轩，知道他是政府通缉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据说这家伙血债累累，杀人从来不留活口，是个凶残歹毒的狠角色。
或许是自觉罪孽深重，柳镜轩一直垂着头。愤怒的押解战士时不时薅着他的头发强迫他把脑袋抬起来，以便于让围观群众看清他的真面目。就在他抬头的瞬间，冯淑慧惊呆了，车上押解的那个人竟然是她的大哥冯守哲。她仔细揉了揉眼睛，没错，就是大哥冯守哲。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好端端的大哥咋就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柳镜轩？冯淑慧脑袋里空白一片，忽听身边有人惊呼“快来看看这个女的咋的了”，回过神来就发现母亲已经瘫倒在地上。冯淑慧忙俯下身子去扶母亲，再站起身来，押解车队已拐过街角不见了。
时光荏苒，历史很快进入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在赢得了抗美援朝的全面胜利之后，很快着手了对于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制订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冯淑慧十八周岁了，两年前她小学毕业后没有升入初中读书，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到了新组建的秋林公司道外街副食店当了一名售货员。
自打大哥出事之后，冯淑慧的母亲承受不了这份打击，回到家躺炕上就再也没起来，挺了大半年到底没挺过去，走了。又过了一年，老襄理父亲续弦娶了香坊街柳家油坊二掌柜刘大脑袋的大闺女刘桂芳进了老冯家。刘桂芳那年三十多岁，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先前嫁的丈夫是伪满洲国齐齐哈尔警察署的一名副署长，因为帮着日本人干活儿很卖力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血债他手上都沾了不少，“八一五”光复后免不得遭到了清算，被国民党政府长春高等法院判了无期徒刑。刘大脑袋见女婿失了势，就撺掇女儿和他离了婚，刘桂芳就带着她和前夫生的儿子回到了哈尔滨。开始手头有点儿余钱日子还能将就过，后来就有点儿紧巴了，又赶上刘大脑袋得了肺结核，刘桂芳给他爹治病住院搭进去不少钱，结果刘大脑袋命也没保住，一口气没上来还是死了。临死之前，他央求朋友给刘桂芳找个人家，好让娘儿俩有个归宿。就这么经人介绍，刘桂芳带着她的拖油瓶儿子嫁给了冯淑慧的父亲，成了她的后娘。
老襄理娶了个比自己小近二十岁的女人，自然有所偏爱。偏偏刘桂芳又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女人，过了门仗着父亲的娇宠，很快把持了家里的财务大权，成了名副其实的女主人。冯淑慧眼见老父亲对年轻后娘谄媚迎合的丑态，想起母亲生前所受的委屈，心头不免生火。她年纪尚小，做事又不懂得克制，没几天就冲撞了刘桂芳好几次，两个人之间自此龃龉不断。刘桂芳哪儿能咽下这口气，连吹枕边风数落冯淑慧的不是。老襄理父亲年齿增高，脾气已改了许多，尤其是两个哥哥失去消息之后，他对身边仅剩的这个小女儿怜惜之情日渐加深，父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大有缓和。如今夹在娇妻和女儿之间受夹板气，先是采取绥靖政策，说话前拉后拽地两头都不得罪，时间久了就偏向了刘桂芳一头，最后就干脆站到了刘桂芳这一边，不再去考虑小女儿的感受了。
冯淑慧小学成绩还不错，她本来是想要读初中的，可是老襄理父亲借口家里负担重，就没有让她把书再读下去。冯淑慧清楚还是刘桂芳从中作梗，晚上躲在被窝里暗自落泪，想着要是哥哥还在，绝不能容忍刘桂芳这个娘儿们在家里一手遮天。冯淑慧老是一阵阵恍惚，搞不清楚1946年冬天在街上看到的那个被押赴刑场的人到底是大哥呢，还是一个和大哥长相相似的人。实际上，事后政府也曾有人到家里来调查过，也问起哥哥的情况，老襄理父亲信誓旦旦地表示两个儿子虽然都在国统区工作，但做的都是正当职业，与国民党反动派素无瓜葛。老襄理父亲这套说辞显然是在撒谎，可是来调查的人居然信了，也有可能是政府对哥儿俩的情况并不了解。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有些事情瞒是瞒不住的。1952年春天，街道派出所接到军方发来的秘密函件，称当年被镇压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柳镜轩真名叫冯守哲，是道外街廊坊胡同冯文启家的大儿子。他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叫冯守理，原来在国民党政府做事，后来加入了曾泽生的第60军，是个上尉参谋。1948年曾泽生部队起义时这个人突然失踪，后来经调查搞明白，他是铁了心要跟国民党走，趁着混乱化装逃出了长春，辗转跑到了南边，投了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后来随着部队溃逃到了台湾。可以说，这个冯守理和他的哥哥一样，都是个死硬的反革命分子。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冯淑慧的两个哥哥都是国民党反动派阵营里的人，那他们家理所当然就是反革命家属，民警再找老襄理父亲问话就不那么客气了。1950年政府划定阶级成分的时候，因为老襄理父亲早就辞了洋行襄理的职务，那会儿正给一家公私合营的酱油厂当会计，他在厂子里也没有什么股份，就把他的阶级成分定成了工人。老襄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能把阶级成分划定为工人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因为和他出身差不多的，基本上都定成了资本家，最不济的也是个小业主，只有他成了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分子。那阵子老襄理的腰板挺得溜直，走路都带着风。没想到好日子没过多久，政府就为两个哥哥的事找上门来，原来老襄理家居然出了这么两个反动的儿子，那么再把这样的家庭放在工人阶级队伍里就不合适了，应该划分到反革命分子家属之列。于是让老襄理重新填表登记，只等着哈尔滨市公安局政保处审核裁定，冯淑慧的家庭成分就从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变为让人唾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
全家人顿时陷入巨大的恐慌中，老襄理父亲的续弦刘桂芳首先不干了。刘桂芳因为和她当过伪满洲国官员的丈夫离了婚，属于主动和反动阶级断了关系，新政府成立之后并没有受到冲击。她嫁给老襄理本来是图个安逸，如今眼看着老襄理连同他的家庭都要被打入另册，以后的日子没啥盼头了，就吵着要跟老襄理父亲离婚，老襄理父亲只好低三下四地哄着刘桂芳，暗地里又拿出些钱来给了她，才勉强让她回心转意，不再提离婚的事。说来也怪，政府那边居然再无下文，并没有谁来宣布他们家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就好像这个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随后就有人议论说是老襄理父亲拿出两根金条贿赂了一名政府干部，让这个人帮着运作维持了他们家的工人成分。冯淑慧听到后认为纯属无稽之谈，她很清楚依据父亲那时候的实力根本拿不出什么金条来，而且共产党政府里的人和国民党政府不一样，革命意志坚定不说，个顶个地都是两袖清风，搞行贿送礼那套旧衙门作风基本上行不通。
1985年春夏之交，家住山东省曹县程家堡村的五十岁农妇冯淑慧收到了哈尔滨市民政部门发放的烈士证书，这是一张迟到了三十余年的烈士证书。烈士名字叫作冯守理，也就是冯淑慧的二哥。冯淑慧这才知道，冯守理在读书时就在思想上要求进步，很快加入了我党地下组织，后来受党指派打入国民党政府内部做情报工作。他和大哥冯守哲早就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49年，二哥带着党的秘密任务来到台湾，在台湾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开展工作。1950年由于叛徒出卖，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包括吴石将军在内的十多名共产党人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后枪杀，牺牲的烈士当中就有二哥冯守理。
藏在心头这么久的疑惑总算有了答案，冯淑慧接过了烈士证书，盯着上面的名字看了一会儿后，就把证书收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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