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文艺》2022年第2期｜宋阿曼：蓝旗袍（节选）
2023-11-07小说天地宋阿曼
宋阿曼，1991年出生于甘肃省，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上海文学》等杂志。2017年出版小说集《内陆岛屿》。2018年从西北大学文学院毕业，进入《文艺报》从事编辑工……
宋阿曼，1991年出生于甘肃省，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上海文学》等杂志。2017年出版小说集《内陆岛屿》。2018年从西北大学文学院毕业，进入《文艺报》从事编辑工作。2021年出版小说集《啊朋友再见》。目前居住在北京。
蓝旗袍（短篇小说）
文/宋阿曼
单说席间争论，我不会对唐默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她的样子时常在我脑中驱之不去，令我陷入沉思，有时是由她想到一些问题，有时是想一些问题时不经意就想到了她。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也可以说是她专程赶来见我。我常年在外生活，偶尔回去一两次，所幸每次回乡都能有好友同坐谈天。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她便认我为知己，向我敞开心扉说了许多事。不巧的是，那次在唱歌包厢聚会，很吵，大家又喝多了酒，第二天我对她说过的话也就只记得寥寥数句，隐约记得是在讲她的身世与经历。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傍晚。晚餐吃到一半有人猛地想起她来，去电话问她是否有空暇过来一聚，她可能询问在场有谁，去电话的人报了在座每个人的名字。座上除我外，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我们二人算是宾客；此外有一位当地日报的记者，两位中学语文老师，一位钢琴老师，一位画家，还有一位是中学老师的学生，如今也做了老师。算得上是文艺爱好者的聚会，我想她肯定会来。的确，她很快就到，她一进门就径直朝我走来，牵起我的手久久不放，之后才与在座各位一一打过招呼。唐默坐在我身旁，她从包里拿出一包软中华，席面上摸过来一只打火机，点上后，也不待别人劝，自己拿过分酒器将面前的酒杯添得满满当当。这一系列动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出一位豪爽又干练的女士形象来，但唐默不是，她的这一套动作谨小慎微甚至是软弱无力。她个头不高，很瘦，穿一件小香风的粗线编织外套，一条软垂的杏色针织裤，还有她专门向我展示的当天才上脚的酒红色小羊皮鞋，跟不高，线条很优美。对于这双鞋她多说了几句，羊皮大底，太过娇嫩，不耐磨。 她到的时候，汤锅已停火，酒意正浓，本土的纯粮食酒度数高，我估计所有人都已醉了五分。任何话题大家谈论起来都是有来有往，观点不同在所难免，各抒己见却也有礼有节，很少见到为了说服对方而动真火的人。大家似乎都能够或者假装能够转移立场，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做理解，如此，多数情况下即便意见不合，也都能在常识线上求同存异。最后，杯酒相碰化为笑谈。但唐默不同，酒会喝，但说话不拐弯，不退让，也从不动摇半分。她比我大几岁，四十岁出头，言谈举止有符合年龄的成熟风韵，偶尔她身上也会迸出青春期女孩那样的固执与天真来。她的工作与艺术无关，她是一名公务员，在与城市规划建设有关的部门任职，刚升科级干部，听她说新近还兼任了妇委会的职务，做点妇女工作。 她继承了家族的意志与信仰。想到她就不得不提到“家族”这个词，因为她的存在首要是以家族事业的延续而存在，并为此骄傲。第一次见面她就提到了“家族”，不是家庭，不是某个家庭成员，而是一种近乎体系的严密概念，无论说到什么问题，她都会联系到这个根源去寻找缘由。她的祖父生前是军人，带过队伍，参加过朝鲜战争，凭着战绩得了许多勋章与荣誉。她的父亲遵父命从政，一度也官居当地要职，如今已退休。她以祖父辈、父辈为荣，也有极高的职业理想，她将这种理想上升为如她所说的“家族式的立场”。 聚会少不得要谈论时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言说起社会新闻里的怪现象。在别人大声讨伐的时候，唐默幽幽地站起来，单手举着酒杯。她几乎把酒杯举过了头顶。见状，大家都安静了，不知道她要做什么。“要是我来做这些工作，这种现象一定不会出现。”她喝完一满杯，谢罪一样又给自己斟满，好像存在这些不公的世相都是她的过错。“这些人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你这样说过于片面，你只看到这一点，就决定不看其他 的。我非常怀疑。”见她如此说，之前说话的人没有接话，似乎正犹豫着是不是也应该拿着酒杯站起来。须臾间，她突然又笑了，一只小梨涡在她唇角绽开。她软绵绵的笑声让紧绷着的气氛柔和下来。“不过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大哥你也别生气，我只是表达我的想法。”对方顺势也笑了，“怎么会生气，各抒己见而已。”她坚持要为打断别人说话的行为自罚三杯，满饮三杯后方肯坐下。她神情专注，对于席间任何一个“男人们的话题”都会给出反应，不是随便说点什么，而是经过思虑和措辞，很难让人忽视掉她的存在的有观点的回应。 “为国教子，”她的声音很文弱，“真的是为国教子。”她向我再三强调，生怕我不理解她。“这是我们家的传承，也是我的理想。” 如果“为国教子”这四个字不是从她嘴里说出，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一定太过突兀，就像还有人把“精忠报国”刺在身体上一样，太过正经而显得荒诞。但这话由唐默说出，气氛就很不同，大家先是一愣，进而蓦地生出许些庄重。她太瘦小了，站在几个人中间单薄不堪。对于这样一个人又能怎么办呢？她有着未成年人一样瘦薄的身体，捏着酒杯轻轻翘起的小拇指略微有些颤抖，她的眼睛发出寻求所有人理解的光采，足以令原本高谈阔论的男人们的心忽地沉下来，也希望能坦然对上这目光，来彰显一次对柔弱的宽慰。面对一种天真的、无可估量的心迹，我们又如何能用光亮背面的种种萧条与恐惧去扑灭这一点小火苗。不可以的。窗外的松树树冠中不时透出车灯，移动的光打在起了水雾的窗上，夜晚变得迷迷蒙蒙。安静持续了一阵子。唐默的话题又转到她当年在北京求学的经历，大家方才换了话题聊起各自工作上的趣事。 有人聊起我新近发表的一组诗，我们自然而然把话题转移到创作上，几位朋友虽然职业不同，但都还在坚持写作。近来，我会大方承认自己是一个诗人。几个月前我都只说自己是“随便写点什么东西的”。能确认这个身份，是因为在前不久的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这种明白或许只是阶段性的）。我三十六岁生日那天，热闹的生日晚宴散场后，我回到家独自面对自己，忽然意识到，不再年轻的身体就意味着我已经逐渐告别了荷尔蒙作用下的感情冲动、愤怒还有稍显混乱的悲悯，新的理性将种种情绪重新安置过一遍后，我还在写，而且我觉得我必须要写。不是随便写点什么，我在写并将要写的就是诗。我以此安身立命。 在家乡生活了十八年，在外生活了十八年，我的生命历程达成某种饶有意味的对称或者说抵消。本命年做到自我承认，也终于算是个彻底的人了。这或许就是唐默一眼认准我的原因。她用“闺蜜”称呼我，事无巨细地跟我讲她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她不仅要让我认识眼前的她，还要我快速熟悉她的成长轨迹，像是命令我从高中开始就要认识她；而她对我的了解都基于她读过我的几本诗集。我只是倾听，她从不反问，这让我感到放松多了。事实上，她的这份在我看来无来由的信任与依赖，也让我生出近乎男性对女性的保护欲来，我变得比平常更有耐心（我对日常琐事总是耐心不足）。她紧挨我坐着，说昨天傍晚蒸了四只螃蟹，炒了一盘芦笋，饭前换了新的桌布，拍出来的照片很好看。当她说自己如何用几块钱的凡士林治好了额头上的痘痘，还有她参加升职培训时路旁的九重葛如何勾起她还是女孩时的回忆，听着这些人很容易走神，但我还是努力将意识聚焦在她身上。她急于对我倾诉，而且断定我和她周围的人不一样，她认为我能够完全理解她，因为她在讲述之前都会加上一句“你知道的”。 那天的聚会结束时朋友们给彼此送上祝福，每年都差不多，但每年还是会很认真地说出来。大家拦车返家，唐默仍挽着我的胳膊没有要松开的意思，明显她的话还没说完。夜间气温很舒适，我也不着急，于是我提议可以沿着大街走走。道路两旁的松树已经挂满松果，可能是起雾的原因，夜晚显得格外温柔。唐默不像我这样留心树和空气，她还在说她办公室里的兰花，出差没人浇水差点死掉，还有她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心得。她挽着我的胳膊一直使着力，这也使我的意识难以彻底涣散。天空是均匀的蓝黑墨水的颜色，很晴朗，星星和半空中的白色水雾清晰可见。空气湿漉漉的，呼吸之间，鼻腔很舒适，吸进的每一口空气都能通向头顶，这种凉爽迅速驱退醉意，不仅让人清醒，而且灵感乍现，所见所思，每种感觉都踏实落地。 唐默从大学辍学回家，算是一个好的故事开头。中断学业，大小算个新闻，人们难以理解，就把对首都的幻想、对大学生活的幻想、对高干子女的幻想加进这件事情，各种揣度其中缘由，有的过于离谱，唐默甚至希望自己是能做出那些事情的人，至少听起来生活丰富多彩。总之，没有人，包括她的父母都不明确知道她为什么放弃学业回家参加工作。她讲出来的原因都无关紧要，无非是水土不服，想家，吃不惯。唐默柔弱的外表也让人相信，娇娇小姐嘛，吃不了一丁点儿苦。别人的谢师宴摆一桌，阔气些的摆三五桌，唐默毕业时家里包了三层楼，但凡沾得上边的老师一位不漏都请到了。小城市消息走得快，隔天就成了谈资。这样的人家宠出来的小姐吃不了苦也是正常的。其实真实原因有点荒谬，不过一旦进入了她的世界，按照她的逻辑，也能勉强理解几分。 大学开学后，唐默加入了学生会和广播站。每天清晨七点，她的声音就会飘满校园，公共场合的音响大些，靠近宿舍和教室的音响小些，只要时间一到，唐默标准的英文就会传进每个早起的人耳中。一些学生把校园广播英文频道当作起床号角，戏称其为“资本主义的呼嚎”，不过没什么人知道唐默就是那个号手。除了早播音，她偶尔能主持几场院系举办的文艺汇演，因为个头矮她大多只能做临场候补。她很喜欢站在台上说话的感觉，即便是照着台本念出来。第一学年末，她争取到一份去学报做学生编辑的兼职。学报每年会给学生留出一个兼职名额，因为有工作补助，报考人数很多，唐默凭发表过的文章和出色的外语阅读能力得到了这份工作。 那个时候，她按照自己对“上进”的理解去努力、付出和争取，她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社团的每一件事情。因为坚信，所以无暇旁顾。当她稍微从持续自我燃烧的奋斗状态回过神来，她才发现很多事和她想的并不一样。学校的餐厅分两个区域，一区和二区是打饭窗口，关闭时间比较早，三区在顶楼，单独出来，有几个雅座，可以点单，菜品虽然不多，但会营业至深夜。有天她在学生会办公室忙到很晚，有点犯低血糖，想起三区有夜宵。四楼入口处坐满了约会中的情侣。往里一些是各种聚餐的小团体，空啤酒瓶在桌下滚来滚去，她小心跨过脚下的几个空瓶走到卖砂锅的窗口。快两年了，她第一次知道老食堂晚上是这么热闹。点完餐，她望见靠窗拼起来的两桌都是熟面孔，有学生会的人，有广播站的人，他们也看见了她，几个人陆陆续续地回头，过了片刻，有人用手势示意她“要不要过来一起坐”。学生会和广播站的学生干部在搞联谊聚餐，都是她认识的人，但她对此毫不知情。没有人邀请她。她无所谓，也没觉得尴尬，坐在他们中间和坐在任何一个角落一样，都是等那碗滚烫的米线凉下来再一口口吃掉。周围的气氛却不同于她来之前，大家明显沉默了，许久才有人开了个头，几个人聊起图书馆新出的借书限制是多么的不方便。等她吃完，聚会也就散了。 唐默从不在意这些事，因为她有全心全意为之付出的事：用自己的职务去更好地服务他人。她知道有人给她起外号，背后叫她“妇女主任”，她也完全不在意。她在意的反而是别人不那么上心的事。只要是她较真的，即便是小事她都用尽百分百的努力，她的家庭教育让她笃信人活着最大的意义与价值就是奉献自己。她这样去践行这种信条，而且她自然而然地以为这样的行为一定会收获尊重，甚至爱戴（她讲述时出现过的词语，用在此处不为过）。 随后学生会和广播站接连换届，她得到的票数惨不忍睹：0票和2票。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打击。人已在水中良久，并做好长时间潜水的准备，可忽地被从水中提起并摘掉呼吸罩，那一口空气，即使是空气也令人呼吸困难。唐默可以接受许多事，但对这个结果却难以相信。社团工作没有人比她更周到更细心，她把这个别人视作交友平台或一次可有可无的锻炼的事情当成一项事业去完成。她从不麻烦别人，经手的每件事情她都能做到完美。最令她苦涩的是她的成绩也被这些事耽误了。她高考报的法学，被调剂到了学前教育，她很不喜欢这个在她看来意义微小的专业，原打算一年后转去法学，可现在她的成绩平平，转专业的事自然也不可能了。事实已是如此。令人难堪的票数让她意识到，她所认识的人，要么是共事的人，要么是工作关联出来的人，这些原本可以熟络起来的人都和她保持很远的距离，事情完成之后就不会再联系。她几乎没有什么生活上的朋友，她的状态很单一，难以让自己放松下来去像周围人那样恋爱、约会、结伴出游。 这几乎是她人生第一次失望。大家没有选她，而是选出一个在她看来不够严谨、流连聚会、各方面都算不上出类拔萃的女生。她承认那个女生身上有她所羡慕的东西，一种松弛感，是自己身上积极的反面，而且她恰巧是因为这种散漫个性而大受欢迎——那些和唐默保持距离的同学都会和她混在一起，成为可以互损又互助的朋友。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依旧无法动摇她的意志，她依旧要成为一个全然“正确”的人。她在换届中惨败后，辞去了社团的工作和职务，全心力地投进校报的编辑工作中去了。 听她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自己年轻时候在学校的样子。我就是那个不够严谨、流连聚会、各方面都算不上出类拔萃的女生。不，我甚至更加散漫。我没参加过任何社团，整天和几个搞创作的人呆在一起，操场主席台背面的半截天台是我们的聚集地。我们一起抽烟一起写东西，更多时候无所事事，宁愿一起晒太阳也不愿意加入学院的集体活动。我们是几个散户，亚人群，我们经常这样自嘲。我读的是师范大学，师范大学的学生往往更加勤奋刻苦，相比之下，我们很明显就被划归于有才华但没前途的人之列。我们的性格普遍内向、胆怯，没什么破坏力，很快就被老师默许去自由生长，默认像我们这样有点才华又不主动参与现实的人很快就会被现实教训。 我的大学生活可以说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在那时开始有意识地认识并思考人的天赋。我很快认识到，天赋并不是礼物，而只是一件东西，是个中性词，人会因为天赋而suffering（说“受难”过于隆重，英文的陌生化削弱了这种沉重，反而显得准确）。我写的那些诗让我快乐也让我痛苦，各种情绪后的自我剖析也常常令人倍感折磨，但我已经难以磨灭这种热爱，总的来说，热爱的能量是极大的。一份热爱是十倍的痛苦抵消不掉的。只是那时我不知道，有些痛苦是会伴随一生的，没有人能只拥有热爱而不被热爱剥夺。除非两者一起放弃，没有特殊的爱，也就只有普通的痛苦。 我父亲那时正忙于他的“夏屋”的建造。我父亲在我曾就读的高中教语文，他几乎只带高三，这个毕业班专业户当年不知读了本什么小说受了启发，非要在我母亲的乡下老家建一座房子，他说每年高考后的暑假长，可以一家人去乡下的“夏屋”消暑。当时我们住在高中家属院的职工楼，是当地少有的楼房，有暖气，自来水也方便，母亲不大愿意花这样一笔钱去乡下盖房子，她当时已经把家里微薄的积蓄和没拆封的大件生活用品视作我的陪嫁去存放。她好不容易从乡下嫁出来，没想着还会回去。她完全不理解父亲，但也无可奈何。她在学校后勤打零工，几乎等于没有收入，对于父亲的这个决定，她似乎没多少底气去阻拦。夏屋初具规模后，父亲要挂在门口的对联她也不理解，人家门口都写“富贵”“团圆”“家和万事兴”，而我父亲挂上墙的对联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母亲只能对着我暗暗抱怨，“也没山没海的，不如写点吉利话儿。”我父亲不会真的去和我母亲较真什么是《文心雕龙》，什么又是山海与和谐。父亲的夏屋竣工后，他拍了张房子的照片洗出来寄给我，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背后也不写什么字，单看照片，我大概已能体会到他的得意：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学语文老师也有了一间可以消夏的屋子。 因为共有的一点文学色彩，我和父亲能足够地理解彼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大学生活才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没有负担地进行。我父亲不要求我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还会帮我扛住来自母亲的压力。那时我在母亲眼中年龄已经太大，她认为我在念书上不应该再花心思（“你已经读了够多的书了”），而应该把生活重心转移到相亲上。在她眼中，我一毕业就结婚都嫌太晚。我不理解这两个共同点很少的人如何能在一起过了这许多年，但我是否理解并不重要，我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可操控范围——这是我高考前就有的理想。我想要一种新的生活。 我和唐默多么不同，可当下她又是如此依赖我的倾听。如果我开口讲我的观点，她会立刻意识到这种不同，毫无疑问，她会发现我们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异己分子。但我没有。我们沿街走到一个商业广场，从那里分界，再往下的路已经被挖开，这是市政重整市容市貌正在执行的项目之一。地表裸露着，坑坑洼洼，一边是挖路垒起的泥土，一边是铺路用的沥青油渣。路不好走了。唐默提议去她常去的西餐厅再坐会儿，她说那家店只要有客人就不打烊。虽已至下半夜，但我毫不犹豫地积极附和着要与她同去。看起来是她在讲述，而这似乎也成了我的情感需求，至少在那一刻是的，我关于过去的某种情绪被她开启了。此前我也回味，但就我单一的经历而言，我从不觉得自己在人生选择上曾有什么重大失误，而现在有了另一种对照。我早已习惯强势地自我把控，这时突然松动了，好像在她的故事里，我这个勇往直前的舵手得到了片刻休息。 …… （此为节选版本，完整内容刊于《湘江文艺》2022年第2期） 很赞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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