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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村庄简史

2021-12-31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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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村庄简史
刘燕成(苗族)

充满乳香的村庄

    我藏在二叔新修的木楼脚下躲凉时,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喊声:红鼻孔,红鼻孔∙∙∙∙∙∙我扭头一看,见到是舅婆六兰,连忙迎上去,问:舅婆去哪里呀?去割牛草,舅婆说。
    刚回到村庄的第一天,在幼松坳歇脚时,就遇到不少赶乡场的村庄老人,他们见了我,朝我特别惊讶地问:红鼻孔回来了?我起身笑着说,回来了,这不清明了嘛,回来给父亲母亲挂亲。他们就夸我是个孝子。走很远了,都还听得见他们夸奖的话声。
    村子里,满叔六斤,每每见了我,咧嘴笑着喊“痨鼻壳”。因为他年纪大了,说话间,便有口水从两瓣被叶子烟熏得金黄的虎牙中落出来。他卷起衣袖,往嘴角抹了抹,就下地干活去了。
    30多年了,二娘一直是喊我“河兴”。这是我众多乳名中,最“正规”的一个。家族里,与我同辈份的男丁,乳名里都带有“兴”字,女丁带“姜”字,老人们说这是家族里的一个传统。母亲在世时,也只喊我的这个乳名,但即便这样,也只被母亲喊了16年,就再也不喊了。母亲去世前,没有多说一句话,但她用尽全力,将她的5个儿女的乳名,都喊了一遍。我们见到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就哭着说,妈妈您想说什么呢,您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告诉我们。母亲病了10年,她原来粉红漂亮的脸庞,最后被病痛折磨得皮包骨。母亲年轻时有一头乌黑漂亮的长发,去世时,就只剩落得一小把,而且居然一大半是白发,那年母亲刚刚46岁。
    “河货”这个乳名,三娘和父亲喊得最多。幼时在山间放牛,因为贪玩,直到天黑了才上坡寻找牛群,这个时候,就听得父亲洪亮的喊声从老屋门口传来:河货∙∙∙∙∙∙河货∙∙∙∙∙∙从父亲的喊声里,我们就可以判断出他的喜怒。找不到牛是没有胆子回家的,因为父亲知道了是要吃棍子的。待到夜深,偷偷走下坡,却发现牛自己回了圈,可是即便这样,也只敢悄悄从后门溜进屋。我上大学后,喊我书名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父亲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偶尔也会把我的书名挂在嘴边。2007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凌晨,父亲最后一次喊我的乳名,可能是因为他实在太舍不得丢下我们。见父亲病况不好,二叔让我们五姊妹把父亲抬到木楼堂屋,只一会儿,父亲就去了。
剩下的亲人中,有大姑和满姑常常是把我的众多乳名混合着喊。一阵子是喊“河兴”,一阵子又是喊“河货”,偶尔遇得别人喊红鼻孔、痨鼻壳∙∙∙∙∙∙便也就跟着那样喊。
    其实,每一个乳名都有它自己的疼痛。尤其是那种因某一种缺陷、疾病、天生的不足等原因而得来的乳名,疼痛感便就越发的剧烈。我幼时身体虚弱,一出生就被村里人唤作“观音虫”的细菌啃食着整张脸,特别是鼻子,红彤彤的,血肉模糊,结满了鼻涕壳,特别的丑。直到我8岁那年的春天,一个湘地老奶奶,见了跟在父亲铁犁后放牛的我,觉得造孽、可怜,便劝着父亲购买一种叫“花露水”的药来给我试试。一个月时间而已,红鼻孔就不见了。父亲后来还高兴地骂道:早晓得这般,就不会折腾这么多年了。据说在历经无数次求医失败之后,父亲差点把我丢弃在路上了的。母亲说,这不还有口气么,抱回家养去吧。
    寨子里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乳名,比如父亲,出生时是一个8斤重的胖娃娃,所以他的长辈们一辈子都喊他“八斤”。论斤而得的乳名,从“五斤”到“十斤”,都是人的乳名,但“十斤”这个人不叫“十斤”,多加了一个字,叫“十斤棒”,苗语的“棒”,就是肉的意思。从1到10的这些数字,也被人捡了来作乳名,尤其是数字5,不知为何特别惹人喜欢,所以寨子里乳名为“阿五”的人,就有数个,且老少都有。所有的畜牲名,也都用在了人身上。村庄里,人们都觉得,小孩乳名越贱,就越是易养成人,因而甚至部分生殖器官,也指的是某一个人。如“屁股”。“屁股”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而且特别会做农活,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是我儿时特别要好的玩伴,只可惜他不喜欢上学,好像是15岁那年就跟着大人外出打工去了,初中都没毕业。
    在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乳名,只有回到村庄,那多年没有人喊的乳名,才又被人提起。而且,那些喊乳名的人,多是自己的长辈,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书名叫什么。在村庄,被人喊起乳名时,我就总觉得自己依然是个孩子,就觉得村庄,到处都是乳香味儿。

寂寞的村小

    我说的是我们的村小梅花小学。
    我的家族中,从父辈起,便都在这所村小读过书。大姑和满姑因为性别原因,加上家族正处于地主没落时代,阶级斗争正闹得凶,因而未有上过学。但是据说,因为二位姑姑都想读书,跟着父亲去上学,趴在学校的窗台外听得特别认真,因此,后来便也认得几个简单的字。
    父亲和二叔读到小学五年级,正要毕业,被大队支书从教室拉回了屋,说:地主富农子女怎么可以读书呢,难道还要当地主富农吗,放牛去吧。连后来的当兵和推优政策,也未能享受到。因此,做了一辈子农民。二叔曾在我耳畔闲聊,寨里的潘家某人,因为家里一无所有,属于极穷户,字没有二叔写得好,体格也没有二叔壮,但被推荐读了半年干校,后面又被推荐去当了兵,回来就吃了皇粮。这是从梅花小学走出去的第一个“吃快活饭”的人。
    校长是隔坳那边来的潘先生,学历是“高小”,按辈分讲,我应该称之为舅公。父亲说起他们校长的学历时我就想发笑。小学生教小学生。父亲骂我:舅公的字,湘黔四十八寨无人可比。待到我上小学时,看到学校名的匾牌上,落有舅公的名字,我方才觉得,那时候的小学生,也很厉害。长辈们讲,为了父亲和二叔有学上,舅公接连到我家,劝父亲和二叔去上学,因此而被大队书记嫉恨。当然,胆小若鼠的父辈,没有获得大队书记的同意,即便是校长三番五次的请,也没有去读书的那个胆。
    父亲那一辈,穷人多,富人少,因而梅花小学特别的热闹。但作为地主后人,父亲和二叔替代着祖父的角色,干着不属于他们那个年龄该干的苦力活。尤其是,放学铃声响后,一拨又一拨的同龄人,唱着解放区的欢歌,走在回家的山道里。父亲和二叔见了,偷偷躲在比人高的牛屁股后面抹眼泪。祖母见了,便轻轻按抚,说,还好,因为家里出了个盲人,没有被真正划置为地主,斗争起来没有真正的地主户惨烈,还可以感受到余存有做人的尊严。我的祖父14岁时因病双目失明,他的不幸拯救了整个家族。当然,梅花小学没有因为父亲和二叔的缺落而寂寞,但从父辈的故事里,我分明是看到了他们生命里因缺少了这样一所村小的存在,而多了无限的屈辱和无奈。
    据说,我出生时,计划生育才刚刚开始,没那么严。父亲因此还帮我生了一个弟弟和妹妹,一共算来,我们有五姊妹,三男两女,两头为女,中间三男。虽仍是生活在艰苦的家境下,但祖母一生信奉多子多福,常常以此为荣,到处传说。别的人家也如此,因此那些年,寨子里出生的小孩特别多,且算得上是优育优生,没有任何一个缺胳膊少腿或是其他残障的残疾人儿。反正到我上学时,狭窄的一间木楼教室里,硬是塞进去了全村80个同龄的孩子。每天,课堂里都不得清静,总是有老师发现不到的小伙伴,要么是突然间尿了一地,要么就窃窃私语着,可不知什么时候谁多说了谁一句,便打起来了,接着就有人鼻子受伤流血了,顿时让老师措手不及。
    班主任是别村来的,姓罗,刚刚师范学校毕业不久,是村小惟一一个公办老师。罗老师瘦瘦的,头发特别的泛黄,看上去还是个孩子模样,他每天从家里步行十余里到梅花小学,放学后,总是摸黑方才回到家。我最喜欢罗老师布置的劳动课:满山寻茶籽油。我们叫捞茶籽,苗族酸汤话,捞字的读音要读四声。我是捞茶籽的好手,劳动课成绩总是第一名。父亲以此认为我长大后会是一个好农民,因为特别能干农活。我只须老师规定的一半时间,便可将茶篓捡满。然后特别悠闲地,爬在茶花树顶,笑那些笨手笨家的人。时间到点,罗老师吹响了结集号,不管你成绩如何,必须归队了。狗子特别懒,整场劳动课,躲在茶花树下睡觉,集合时,只见他吊着两条金黄的鼻涕儿,远远地躲着罗老师和同学们。
    父亲、二叔和三叔,给我们一共生育了11个姊妹,其中八男三女,都在村小读过书,遗憾的是,因为母亲去得太早,我们的大姐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小妹也因为我后来上大学需要巨额学费,早早地去了沿海一带打工,与三弟一起盘我上大学。众多姊妹中,唯有五弟成绩特别好,他七岁入梅花小学,直到读到湛江师范学院,很少被缴纳学费,多为成绩优异而被减掉了这笔费用。但总体说来,11个姊妹都不算成绩太差,村小的老师都特别喜欢我们。老师们总是这样感叹:哦,你们是那家的娃呀,怪不得不错!皆因父亲和二叔写得一手好字,且能歌善舞,勤劳能干,在寨子里小有名气,老师们都记得他们,便也记得我们。
    我参加工作后,极少回乡。一是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没在了,回去凄然。二是姊妹们也都长大成人,散布在全国各地谋求生活,回去寂然。但是,每一年的清明节,只要有空,我则会回去看看,了落心中的某些牵念。今年的清明,我还特意去了一趟村小,见到那落荒的操场,朽垮的篮球架,生霉的教室,以及长满霉菌的旗杆和旧淡的国旗,不禁生出一丝丝悲凉感来。学校周边的亲戚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老婆孩子一起带出去了,学校就空了。
    但是,寂寞的村小,藏满了我年少的光阴。它们一直照耀在我的心里面,特别的暖。

记住村头那棵树

    那是一棵枝叶特别茂密、树干特别粗壮的老树。我五岁时,就问过祖母,那棵树谁栽种的?祖母摇摇头,说,先祖还未有搬到这里时,树就在了。
    树上,挂满了父亲帮人写下“过继词”的红布条。这是一颗千百人的树娘。打着结儿的布条,在山风中飘摇着,渐渐地就飘淡了,飘白了,飘来了村里人健康的体魄。
    鹰,乌鸦,斑鸠,以及麻雀们,各自站在属于自己的树枝上,它们唱歌,打架。只见那高高的树丫里,一只鹰踩在另一只鹰的头顶,翅膀噗嗤噗嗤作响,相互抓落的羽毛,随着山风一片片飞落。我怯怯地站在树下仰头观望。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便捡起一颗石,朝树顶抛上去,带伤的鸟,哇的几声,愤愤地离开了那棵树。当然,乌鸦的决战,比鹰更是决绝。父亲就常常在树下捡回重伤或战死的乌鸦。这些丢掉了性命的鸟,常常被父亲加工为我们改善伙食的佳肴。
    一年四季里,树叶都特别的绿,即便是秋冬,也未有见得几片是枯黄的。刮风,下雨,我们总会从不同的方向,跑到树脚躲避。在太阳毒辣的春夏,当人们伛偻着腰,活儿干累了,便会走到树下,歇到力气足后,方又下地。村里的哑巴叔最不怕累,他的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他微微弯着腰,满满的两箩未有剥壳的茶油籽压得扁担一颤一颤的。走过树下,众人都说,歇一歇!他摆摆手,抹一把汗,烟一样走了。有时候,见得我一个人在树下歇凉玩耍,哑巴叔会放下胆子,伸出他粗黑泛亮的两只手,把我揽在怀里。他指着村庄对面的山梁,比划着各种动作。我知道,他又是想告诉我,山梁那边的湘地,有一个姑娘快要成为我的叔母了。但是后面,哑巴叔病了,抱不动我了,甚至到最后走了,山那边的姑娘却一直没有来。
    满姑在距树不远的菜地里起了房子。那日,我看见父亲一梯一梯地往满姑新起的木屋梁上走,父亲唱着踩梁歌:
    宝梁宝梁,生在何地,生在何方;
    根深穿金土,尾直向太阳;
    梁头必定出宰相,梁尾必显状元郎;
    脚踩堂中打一望,看见堂中好名堂;
    前面归龙千万里,后面来龙万里长;
    左边建有金银库,右边设有读书房;
    金鱼狮子把水口,儿孙代代入朝堂。

    ……
    那一刻,树上停满了鸟,但一点鸟音都没有,只有父亲的歌唱,特别响亮。那时候母亲的养身病已经很严重了,她出不了屋,只好坐在木楼门口,朝树这边,远远地打望。满姑也是想,借这棵树护佑,换个屋基,也就是换个运程。父亲也特别相信命理,在满姑一家不太顺的时候,父亲帮满姑做了主,说,那棵树下的菜地里,就是块好屋基哩。曾上过高中的满姑爹不太相信,但出于父亲是满姑的长兄,就顺从了。长女如母,长兄如父。这是父亲那一代人的写照。
    这棵树既不开花,亦不结果,但它一直绿绿地守在村头。只要念起这棵树,我心里就暖暖的。我想,树在,故乡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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