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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记——贾谊自画像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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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记
              ——贾谊自画像
                    长沙国
         (前177年——前174年,24岁——27岁,4年)
  一个人,整个国家的人都不能理解他,这个人毫无疑问是孤独和落寞的。在前往长沙国就任时,我正处于这样的境地。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心境如此。
  在渡过湘水时(公元前177年),我想到投汨罗而死的三闾大夫屈原。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吊屈原赋》。碰到的时代不吉祥啊,鸾凤只好隐藏起来,而鹞鹰、猫头鹰正高高飞翔。无德无能的人高贵显荣,谄谀小人却格外得志。世人认为卞随、伯夷这些清廉之士是浑浊的,而盗跖、庄蹻这些有名的大盗倒是廉洁的,先生您本没什么过错,无奈这世道是非黑白颠倒。先生真该走遍九州以寻找贤君辅佐,何必苦苦恋着楚国郢都呢。凤凰翱翔在千仞高空,见到有美德的光辉才肯下来,一见到德行卑劣有危险的征兆,就搏击长空远飞而去。那寻常的死水沟怎能容下吞下舟船的大鱼,横渡江海的鳣鲸落入小沟,难免会受制于蝼蚁。
  24岁的我这么写哪里是在追悼屈原啊,不过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罢了。
  大汉初建时,汉高祖迫于形势不得已将韩信、臧荼等八个非刘氏之人封为诸侯王,至我此次前往长沙国的国都临湘,其他七个异姓诸侯国已全被剪灭,长沙国为仅存的唯一异姓诸侯王国,国王是吴著。自吴芮被汉高祖封为第一任长沙国国王以来,传至吴著已是第五代。我此次被授予的官职为太傅,薪酬为两千石,而离京前则是太中大夫,薪酬为千石。按说,派我前往临湘接替孔子九世孙孔腾的职位,且又是唯一的异姓诸侯国,足见朝廷对我的信任,可我总觉得是贬谪。虽然,薪酬有增无减,可毕竟从一名炙手可热的京官变成了地方官,而京城长安才是具有王佐之才的我真正的用武之地呀!何况,我早听说,几千里之遥的临湘乃卑湿之地,怎是我这出生于洛阳的北方人所能受得了的。
  按照大汉的规定,诸侯国的丞相、太傅由朝廷委任,其余官职则由称霸一方的诸侯王自己任命。丞相管理王国内的众官,而太傅负责辅佐王爷,实则代表朝廷对诸侯王行使教导、监管之责,以防其不服从朝廷,有二心。在长沙王太傅任上,我尽可能的与吴著搞好关系,也煞费苦心地团结好在当地有着牢固势力的第二代轪侯、长沙国丞相利豨。还好,无论是我在任的四年里,还是我离开临湘后,长沙国始终没发生过反叛朝廷的行为,这让我多少有些欣慰。
  我天生就是关心政治之人。在长沙国里,虽然自认贬谪的我情绪低落,但没停止过对朝政大事的关注。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有人上书诬告周勃想造反,周勃被逮到长安,关进大牢。可审来审去,也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在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亲自过问下,周勃才被无罪释放。可在大牢里,颇受过狱吏的一番凌辱。以致从大牢里出来后,周勃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我曾统率过百万大军,哪里知道一个狱吏如此贵重呀!”25岁的我得知此事后,写了一篇《阶级》,上奏朝廷,建议以礼对待大臣。在这篇奏疏里,我以台阶比喻等级,说天子如同厅堂,群臣如同台阶,民众就如同地面。台阶不同,等级不同,故所用的礼制也应有所不同。“欲投鼠而忌器”,群臣离天子近,自然尊贵,不能与民众同等待遇。天子如用廉耻礼义磨砺大臣的操行,大臣也会修缮节行报答天子。疏上后,汉文帝虚心采纳了。此后大臣犯了重罪,都自杀,没有被处以死刑的。而我26岁那年,得知朝廷下达钱币任民自铸的诏令后,连忙上疏指出任民自铸的三种害处:百姓铸钱若掺假,易导致黥罪增多;伪钱不止,会使民众互不信任;人们采铜铸钱,放弃农作,会导致饥荒。而将铸钱权利收为国有有多种好处,民不犯黥罪,不互相猜疑,钱有统一标准,可以调节物价,也可以用多余的钱来争取匈奴百姓,我算了算好处至少有七种之多,一一阐明,只可惜没被朝廷采纳,以致“吴邓钱,布天下”。
  来长沙第三年四月的一个黄昏,一只鵩鸟飞落我的房舍,我赶快打开占卜之书来预测是吉是凶,并向鵩鸟请教,可鵩鸟不能说话,推测其似乎这样回答我的:天地是熔炉,造化是炉工,阴阳是炭火,万物如铜熔炼炉中。万物变化本就没有穷尽的时候,旋转流动而迁移,有时又回到起点。偶然为人,哪里值得过分珍爱,化为异物,又何必忧惧!有德之人不为外物牵累,乐天知命的人没有忧愁。琐碎之事细如草芥,何必疑虑记挂心上?
  是的,我所写的《鵩鸟赋》大意就是如此。如果你就此认为,我如庄子那样达观的不得了,从此超然物外,看透生死,去留无意,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这么做无非是自我宽慰。其实,在骨子里,在内心深处,我时时盼望朝廷能快马加鞭下来一道诏书,让我离开这里,离开这“卑湿之地”。
  人世间的事真有意思啊,当初我是那么不喜欢长沙国这“卑湿之地”,可后来的湖湘人民却并不计较这些,偏偏建起太傅祠对我岁岁祭祀。我坐过的石床,凿下的水井,还有种植的柑树,也被后人时时提起,而我泡制的既用以延年益寿,也用来借酒浇愁的松醪酒,更是出现在韩愈、杜甫、杜牧等唐代诗人的笔下。
                      梁国
         (前173年——前170年,28岁——31岁,4年)
  一个人的生命与另一个人发生紧密的联系,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呢?我在《鵩鸟赋》中就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命运可以说清吗,谁知道它的究竟?
  在我23岁那年,汉文帝封自己的儿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几乎每一个皇帝都会封自己的儿子为王,这不过是例行其事罢了。没想到五年后(公元前173年),我被任命为梁王太傅。更没想到的是,从此,我的命运与梁王牢牢的拴在了一起。
  汉文帝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刘启早在汉文帝即位的第一年就被立为太子,而刘揖是汉文帝最小的儿子,也最受汉文帝的喜爱。自彭越被首封为梁王,至刘揖已是第五代梁王。刘揖很喜欢读书,这让我很是欣喜。
  从长沙王太傅变成梁王太傅,虽是平调,但毕竟离开了那“卑湿之地”,而且,梁国离京都长安比起临湘离长安来着实近了不少,我的情绪大好,从政的热情也大大高涨。
  从28岁到31岁,我在梁国度过了四年的时光,这四年也是我格外关注天下大事,政治思想越发成熟的时期。汉文帝多次问我对朝政的看法,我也悉心留意,用心作答。
  当时,朝臣大唱赞歌,高歌形势一片大好。在那些朝臣看来,似乎天下已大治了。我对此不以为然,大声疾呼:“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国家已经安宁已经治理好了,我独自以为国家远没治理好。说国家安定且治理好的人,不是愚蠢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从事实出发知道治乱的根本的人。把火种放在柴堆下,自己睡在上面,柴堆没有点燃,就说很平安。当前国家的形势,跟这种情况有什么两样!”
  在我看来,诸侯王国力量强大,必然会造成与朝廷互相猜疑对立的局势,民众因此屡次遭受灾祸,朝廷也常为此而忧虑。济北王谋反了,淮南王也想称帝,吴王想造反的事又呈报上来。然而,天下还暂时安定,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些大诸侯国的国王远没成年,朝廷派去的太傅、丞相正掌握着王国的大权。数年之后,诸侯王大多弱冠,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太傅、丞相则不得不称病免官,诸侯王就会把丞尉以上的官员都安排上自己的亲信。到那时,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做不到。这是我深深为之痛哭的一件事啊!
  毋庸置疑,天子是天下之首,匈奴这样的蛮夷为天下之足。如今倒好,为足的侵掠不已,而为首的却每年向它赠送大量的金钱、丝绵和各种丝织品。匈奴发号施令,掌握的是皇上的权柄,皇上向匈奴纳贡,行的则是臣下的礼节,“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怎能说是有治国的人才呢?匈奴不过是汉朝的一个大县而已,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一县之众,我真为那些执政大臣而感到万分羞愧。
  至于像礼制不兴,等级不明,富商大贾服饰僭越,生活奢靡,社会风俗败坏、道德沦丧,等等,这样让人为之长叹的现象有六件之多,而像其他违背事理,伤害正道的,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我所写的这些切中时弊的内容被班固选入《汉书》,被人们称为《陈政事疏》或《治安策》,成了后世上“万言书”的典范和“鼻祖”。
  我深深的体会到“恳言则辞浅而不入”,为引起朝廷对我所上奏疏的重视,我尽量把形势说的严峻些。当然,我这么做,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那与生俱来的忧国忧民之心使然,否则我将寝食难安。
  我不是为了危言耸听,更不是哗众取宠。对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时代难题,忧心如焚的我一一提出相应的对策。
  对诸侯王国问题,我建议定礼制,明确等级,让诸侯王不能在礼制上有所僭越。同时,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大的诸侯国划为小的诸侯国,诸侯王有嫡子的,就给嫡子封地,没有嫡子的,同样设立封地,等嫡子出生后就封给他,这样诸侯王的数量就愈来愈多,但每一个封国的面积却愈来愈小,“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诸侯国反抗朝廷的事自然难以发生。
  至于时不时骚扰大汉的匈奴,我提出“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这个办法。“三表”即信、爱、好,也就是对匈奴要讲诚信,爱匈奴人的面目外貌,喜欢他们的技艺。“五饵”,简单说就是“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
  我对自己提出的对策十分自信,我认为就是大禹、舜这样的圣人再生,提出对策,也超不出我所提出的。我甚至自告奋勇地请求担任属国之官,实行我之计策。我坚信,假以时日,必能制服匈奴。
  “深言则逆耳而失指”,现实给了我沉重一击。对我的这些建议,朝廷只采纳了一部分,大多则石沉大海。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屡行不法,驱逐朝廷任命的官员,擅杀无罪之人,还勾结闽越、匈奴,准备发动叛乱。汉文帝不忍心杀了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刘长,下诏废去他的王号,免去死罪,发配到蜀郡严道县的邛邮,但淮南王刘长在发配的途中绝食而死。长安中一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文帝听后,心中很不是滋味,就于八年(公元前172年),将淮南王的四个儿子全部封为列侯——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城侯。29岁的我敏锐地预感到将来汉文帝会把这四人封王,就写了一篇《谏立淮南王诸子疏》。我认为,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说他罪有应得,如今尊奉罪人的儿子,无异于给盗贼送上兵器,给猛虎添上翅膀,这么做无疑会给朝廷带来后患。我的意见是不要给他们封王,可疏奏上后,朝廷却置若罔闻。
                   京城长安
   (前179年——前178年,22岁——23岁,不足2年;前173年,28岁,不到1年;前169年——前168年,32岁——33岁,不足2年)
  当初,萧何在长安大修宫室,把长安修建的富丽堂皇。汉高祖看了颇为生气,后经萧何一番不建得富丽堂皇,不足以显示天子的威严的解释后,禁不住转怒为喜。
  我来到长安的前一年(公元前180年),京城刚刚发生过一场政变。可等我来到长安,发现京城几乎没什么破坏,富丽堂皇依旧。
  汉文帝就是在这场政变中成为胜者,即位为帝的。当时,吕后死后,吕禄、吕产等吕后的娘家人想发动变乱,周勃与陈平等人则借机剿灭了这股势力,而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也就是汉文帝。
  汉文帝上台后,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就任命吴公为廷尉,而吴公又向朝廷推荐了我。我就此踏入仕途,官职是博士,那一年是汉文帝元年,我22岁。
  当博士期间,我与中大夫宋忠在长安一起闲逛,遇到了以卜筮为生的司马季主。从言辞,从相貌,我俩觉得司马季主非常人,这样的贤能之士应该身居高位才对,奇怪的是司马季主地位这么低下,且做着卜筮这样的卑污之事。我们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司马季主,没想到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了这样一番言辞:你俩所说的贤者,都是些足以为他们感到羞愧的人。他们低声下气地趋奉,过分谦恭地讲话;凭权势相勾引,以利益相诱导;结党营私,排斥正人君子,以骗取尊宠美誉,以享受公家俸禄;谋求个人的利益,歪曲君主的法令,掠夺农民的财产;依仗官位逞威风,利用法律做工具,追逐私利,逆行横暴,与手持利刃威胁别人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而真正的贤者居官做事,都遵循正直之道以正言规劝君王,多次劝谏不被采纳就引退下来;他们称誉别人并不图其回报,憎恶别人也不顾其怨恨,只以对国家和百姓有利为己任。所以,官职不是自己所能胜任的就不担任,俸禄不是自己功劳所应得到的就不接受;看到心术不正的人,虽位居显位也不恭敬他;看到染有污点的人,虽高居尊位也不屈就他;得到荣华富贵也不以为喜,失去富贵荣华也不以为恨;如果不是他的过错,虽牵累受辱也不感到羞愧。骐骥绝不能和疲驴同驾一车,凤凰不同燕子麻雀为群,而贤者也不跟不肖者同伍。
  而卜筮者,言行符合礼仪,因为他们的言论,使鬼神或许因而享用祭品,忠臣因而奉事他的国君,孝子因而供养他的双亲,慈父因而抚育他的孩子,这是有道德的表现。问卜者出于道义花费几十、上百个钱,生病的人或许因而痊愈,将死的人或许因而得生,祸患或许因而免除,事情或许因而成功,嫁女娶妇或许因而得以养生。怎能说卜筮是污行呢?
  司马季主的话深深打动了我,使我备感惭愧,也对我的仕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公心天成的我更加坚定了居官为公之心,本就清高、耿介的我也更加坚信“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
  初入仕途,二十岁出头的我意气风发,在长安出尽了风头。每次议论国事,年长的博士们不能很好应对,我却对答如流,鞭辟入里,切中肯綮。一年内,我就由博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在长安,我写下了一代鸿文《过秦论》,向朝廷建议重视农业,让呆在京城的列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国去。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大汉建立二十多年,是该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的改革的时候了,就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即改革历法,变换朝服颜色,重新审定官名,确立汉室的礼仪和音乐,以确立汉朝制度,更改秦朝法度。汉文帝看我年纪轻轻,却如此有才华,打算让我担任公卿之位,没想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一致反对,说什么我年纪轻,学识浅,却一心想独揽大权,给许多事造成了混乱。而我颇看不起的汉文帝宠臣、多次在朝廷受到我之讥讽的邓通也在一旁煽风点火。汉文帝渐渐疏远了我,后来干脆改任我为长沙王太傅,把我调出京城这个是非之地。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京城。从22岁到23岁,我在长安只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五年后(公元前173年),也就是我写下《鵩鸟赋》的第二年,汉文帝想起我,召我入京。当时,汉文帝刚刚忙完祭祀,吃着祭祀天地的祭肉,便问我一些有关鬼神的问题,我滔滔不绝,谈锋甚健。汉文帝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这位被我视为五百年才一见的帝王后来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很久没见到贾谊,自以为早已超过了他,今天看来,还是比不上呀!这次谈话不久,汉文帝任命我为梁王太傅。
  五年后(公元前169年),梁王按照五年一朝的惯例来到长安朝拜自己的父皇,作为太傅的我自然也随之入京。谁也没能想到梁王竟在这次入朝中坠马而死。这真是晴天霹雳,无论于汉文帝,还是于我。
  梁王死了,我万分悲痛。但我还是强忍悲痛,打起精神写下《请封建子弟疏》。在这篇奏疏里,我向汉文帝建议,鉴于诸侯王国强大的问题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必为朝廷之后患,务必加强自己两个亲儿子所封的代国和淮阳国的势力,并将淮阳王刘武徙为梁王,一旦诸侯国有变,梁国足以抵御强大的齐国、赵国。我这么做,并不是刘揖死后无嗣,建议朝廷徙刘武为梁王,我好保住自己的梁王太傅一位,而完全出以公心。
  我曾在《鵩鸟赋》中写下:“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意思是活着仿佛随波逐流,死去好像休憩长眠。深邃得好像深渊潭水般幽然,漂浮如同没有羁绊的小舟,不因为活着自我珍惜,养性空虚如同飘舟,有德之人不被万物牵累,乐天命知而不忧愁。
  可我看透了生死吗?没有。我看清过命运的颜色吗?也没有。
  因为年轻,我格外急躁,感叹改革的时机机不可失;因为年轻,我锋芒毕露,多次说国中无人,丝毫不顾及群臣的感受;因为年轻,我自信满满,口不择言,说什么皇上为何不与像我这样的臣子商量,而因为出以公心,我何曾考虑过这么说,这么做,我自身的安危?
  我写下那么多,也说了那么多,可富有的平民不搞歪门邪道陷入贫穷就会被乡邻辱骂,廉洁的官吏退职回家被街坊耻笑的社会风气依旧,骄横无耻奸邪的人能主持祭祀,刺面割鼻子的罪犯也能主持政务的现象依旧,天下已经大治不需改也不能改,报表不及时、约会不到场才会被当作大事的朝议依旧,诸侯国强大依旧,匈奴骚扰依旧,我还有什么可说?
  我曾在梁国写下《傅职》、《保傅》等文章,对如何教育好太子,保护好太子进行过详细的论述。可如今,梁王已死,而我这个太傅还在,这些文章的存在,似乎也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
  33岁的我决定效仿屈原,走自绝之路。不过,屈原最终的归宿是汨罗江,我最终的抉择则是绝食而死。
                不是尾声的尾声
     彻底地了解一个人,容易吗?难道我真如当初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人反对汉文帝任我为公卿之位时所说的那样,什么“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吗?看了上面三个部分,你肯定对我在三个地方的经历有些泛泛的了解。也许,你会说,君之所为,也不过尔尔。那么,就让我穿越一回,到我身后的时代,看看我提出的政治主张究竟如何,也好更真实地接近我之底色,我的真实面目和价值。
     东汉的班固在编《汉书》时,认为我提出的五饵之术太疏阔。但西汉时发生的一件事就已经证明了我的眼光独到。公元前174年,汉文帝派宦官中行说前往匈奴和亲,迫不得已前往的中行说一到匈奴,就归降了单于,并对单于说,匈奴的人口不如汉朝的一个郡的人口多,汉朝只要拿出不到十分之二的东西,匈奴就会被汉朝收买过去,所以一定让匈奴人不要喜欢上汉人的衣食。匈奴行之,果然有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班固之论的疏阔,“五饵之术”的实用!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一千二百年后,北宋的程颢说:“贾谊有五饵之说,当时笑其迂疏,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许多时安宁。”而南宋时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如同契丹被北宋的金帛买住了一样,南宋对付金朝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去世14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54年,此时汉景帝在位,吴王刘濞不满朝廷的“削藩”主张,提出“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等六个诸侯国发动叛乱。汉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太尉,进行平叛。周亚夫采取不与猛攻梁国的叛军发生正面交锋,从背后断其粮道的策略,仅用三个月的时间,一举歼灭叛军,平定了叛乱。而这一切均得益于当初我提出的《请封建子弟疏》,才使得梁国成为了抵御反叛七国的强大屏障,给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赢得了时机。
     29岁的我就预见到淮南王的儿子们绝不会对父亲的死置若罔闻,很可能怀恨在心而寻找机会反叛朝廷,就写下一篇《谏立淮南王诸子疏》,建议不要将淮南王的四个儿子封王,可汉文帝不听。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在给淮南王四个儿子封侯八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69年,此时东城侯刘良已死,汉文帝偏偏将阜陵侯刘安封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封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文帝景帝时,倒还平安无事,而到汉武帝在位时,淮南王刘安常常对父亲之死心怀怨恨,与自己的弟弟刘赐及一些朝廷大臣阴谋反叛,但最终事情败露,被迫自杀,受牵连被处死的人多达数万。
     无论我提出的要加强汉文帝两个亲儿子所封的代国和淮阳国的势力,并将淮阳王刘武徙为梁王,以防备其他诸侯国有变,还是要提前预防淮南王儿子的反叛,我的话全都一一言中。我生前一直忧心如焚的“削藩”之事,直到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才得以彻底解决。虽称呼名目不同,可谁也无法否认,实际贯彻实施的仍是我当初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
     初涉仕途,22岁的我曾提出一整套“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庞大的改革计划,汉文帝当时以代王身份登上帝位仅两年,谦让治国,加上周勃、灌婴等人的坚决反对,未能实行。我去世后的第三年,汉文帝采纳公孙臣的建议,明确汉为土德,部分实现了我的改革主张,而我去世六十多年后,也就是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汉武帝执政时,全部变成了现实。
     汉文帝曾下诏,听民自铸钱币,也就是谁都可以制造钱币,其本意是让人人有钱。我当时写了一篇《谏铸钱疏》,指出此政之弊,只是汉文帝未予采纳。对汉文帝的这一政策,清代的王夫之曾批评说:“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固自以为利民也。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奸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多其钱以敛布帛、寂粟、纻漆、鱼盐、果蓏,居赢以持贫民之缓急,而贫者何弗日以贫邪!”历史的真相又如何呢?确实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元狩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诏由上林苑三官负责铸造钱币,郡国及个人不准再造,彻底把铸造钱币之权收为中央所有。这之后的两千多年来,钱币由国家铸造已成为不易之论。
     我的建议有错吗?历史的发展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我的改革意识和政治主张从没落后,更不迂阔,要么当时付诸实施,成效显著,要么超越于我所生活的时代,是为时代的先声。
     “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中说:“汉朝到文帝时,才真是可以办事的时候。因为前此,中央政府时时猜防着功臣。这时候,内而靠他和功臣相持的外戚已亡;功臣死者前死,仅存的亦垂垂老矣,无复野心;拥有广土的同姓诸侯,虽然在形势上很成为问题,然尚未到决裂的地步,还很有回旋的余地。所以这时候,是很可以,而且很应该从根本上改革的时代。然而文帝却只行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道家政策。”显然,吕思勉认为汉文帝的改革是失败的,没抓住有利时机。
   我无意给自己做更多的“翻案”文章,我所说的只是历史事实。我更无意抬高自己,打压别人。我是那种人吗?生前,周勃曾极力反对我提出的政治主张,更反对过汉文帝提拔我为公卿之位。可当我知道周勃被人诬陷造反,逮进监狱之事后,立马写了一篇《阶级》,建议朝廷礼待大臣。何曾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恩格斯评价马克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
     在我的眼中,只有公利,绝无私仇。
     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究竟是谁一直在裸泳。时间的潮水终会淘洗一切,露出历史最本真的面目。无论后人知我罪我,我就是我,那个年轻急躁、真诚耿介、一心为公、忧国忧民,心中无半点私利,更不会自我保护的我。
     对我的遭遇,司马迁、刘向持同情态度,认为“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班固则提出“(贾)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对班固之论,欧阳修则说“予切惑之”。刘长卿在《长沙过贾谊宅》中感叹“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王安石在题为《贾生》的诗中则说:“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认为我的政治主张多少被采纳实行,仅凭这一点,自古以来就是一万个公卿也比不上。在他看来,汉文帝对我并不算薄。
     就让后人为我之遇与不遇聚讼不已吧,我已经无力,也无心再说些什么。如果非让我说点什么,我也许会说:“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我的历史是我自己写就的,我并不打算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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