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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今昔(已发《北京日报》)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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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登在2015年3月10日《北京日报》《深读周刊·广场》栏目。原有6000余字,为投稿压缩至4000,最后经报社修改为3300余字。下帖是投稿时的原文。

鞭炮今昔
      中国放鞭炮的年头儿,不比一些国家的历史短,中国人很早就把竹子扔进火里听那砰啪的响。据传为东方朔写的《神异经》里说,“燃竹而爆”是为了赶走山魈,和给人壮胆子有关。后来方士们炼丹歪打正着弄出了火药,于是有了装着火药的竹筒,叫爆竹。北宋时,人们开始用卷纸代替竹子包裹火药,是鞭炮的现代形态,并因形状改叫炮仗——仗字通杖,再往后又改为鞭炮,喻其点燃后类似甩鞭子的声响,放着样的鞭炮,少说也有一千年了。
中国人(不单是北京人)放鞭炮的学问极有讲究,从时间上说,一年四季并没有固定的限制。从目的上说,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买卖开张庙会开市许愿还愿捉鬼驱妖都得放,甚至对门街坊不顺序,买卖铺子谁瞅谁别扭,也得拴上面镜子点两挂炮仗。当然,放鞭炮最集中的时间非春节莫属,据说春节期间鞭炮使用量至少是全年的一半,对中国人和华人来说,没有鞭炮简直就不是过年。
      北京在皇上跟前儿,老礼儿老面儿真讲究穷讲究特别的多,清朝百一居士在笔记小说《壶天录》里说:“京师人烟稠密,甲于天下。富家竞购千竿爆竹,付之一炬,贫乏家即谋食维艰,索逋孔亟,亦必爆响数声,香焚一炷;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此习尚类然也。”也就是说,不论贵贱贫富,北京人过年没有不放鞭炮的,在乎的程度,借用老舍《正红旗下》里那段描写腊月二十三放炮仗的传神场面足以佐证:“老爷儿俩都脱了长袍。老头儿换上一件旧狐皮马褂,不系钮扣,而用一条旧布褡包松拢着,十分潇洒。大姐夫呢,年轻火力壮,只穿着小棉袄,直打喷嚏,而连说不冷。鞭声先起,清脆紧张,一会儿便火花急溅,响成一片。儿子放单响的麻雷子,父亲放双响的二踢脚,间隔停匀,有板有眼:噼啪噼啪,咚;噼啪噼啪,咚——当!这样放完一阵,父子相视微笑,都觉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理应得到四邻的热情夸赞”。
      老人们说,旧时北京一进腊月就有花炮市,茶叶铺、杂货铺甚至干货铺子也能代卖,即使破四旧那些年,鞭炮仍是北京人年货中重要的内容,只是公私合营后规范了经营范围,都是日杂商店专营,偶尔也能在胡同里的合作社买到品种简单的小鞭。腊月中旬到大年三十,卖花炮的柜台或摊子前总有顾客,其中不少是半大不小的男孩子,他们会用自己攒的零钱或刚得到的压岁钱买些鞭炮,故老北京有“糖瓜祭灶,新年来到,丫头要花,小子要炮”的说法。
      早年间,腊八就有放鞭炮的了,但正经时候要从祭灶开始,至于东一声西一响,那是孩子们玩,与过年的正事儿无关。每年春节是孩子最快乐的时候,除了能吃到平时少见的食物,还有充裕的时间。寒假作业不是提前完成就是临时突击,剩下的就是玩。孩子玩心大,老觉着手里的鞭炮数量不足,也就不愿意整挂点燃,到手的鞭炮差不多全拆开以便一个个的放。一旦有整挂的鞭炮响过,便有小孩过去寻找没响的意外之财。炮仗捻儿很容易掉,拆时需格外认真。没捻儿的撅开了夹上个带捻儿的叫机枪架大炮,撅断直接点的是呲花,啐口唾沫把半截呲花立上,点燃了猛踩,凑巧了也能响,声音类似蔫儿屁。那段时间,男孩子的衣袋里总有炮仗,一只手捏着香或点着的木头片(最好是向日葵秆,能经久阴燃),半大小子也会借机抽烟,想放时从兜里摸出一个,点着了往上一甩,潇洒自如得意洋洋。至于由鞭炮而来的小游戏和恶作剧,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用不着多说。
      不是人人天生都敢放花放炮,胆子是练出来的。常有小孩抻长了胳膊拿香点地上的小鞭,点着没点着都安弹簧一样蹦起来飞跑,可不用多久他就能自如操作了。所以,拔高点说,放鞭炮是男孩子形成勇敢和细心品格的有效途径。小时候很羡慕用手捏着二踢脚放的人,印象最深的是某年初一到蒜市口河泊厂给亲戚拜年,和我弟弟跑到花市玩,看见一帮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每人自行车后架上夹一捆二踢脚。隔着马路比着放。没一会就变味了,专横着往人堆里打,或捏着点燃,待第一响后朝对面扔出去,效果如沾地就炸的触发手榴弹。我在二三年级时开始捏着小鞭尾巴放——捻儿着到根才仍出去。再大点,就敢拿着放二踢脚了,也没觉得有危险,至于有一阵子说鞭炮炸着了多少场火炸瞎多少只眼,不过是为了配合禁放。我也受过一次轻伤,因为玩得高兴,把寸余长的钢鞭和香攥在一块,右手被炸肿。那时孩子皮实,也没觉得怎么疼,只是中午吃饭拿不住筷子。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他们父辈当年对鞭炮的痴迷,揣着鞭炮满胡同找乐的小孩更难得见到。这些年,过年放花放炮的几乎全是大人,远远观看的孩子,不是呲牙咧嘴吱哇乱叫就是闭眼捂耳朵,有的干脆被大人搂在怀里,或拦着拽着不许近前,这胆儿!
      当年一般家庭买和放的多是挂鞭,加上少量麻雷子和二踢脚,至于滴滴金儿和起花、炮打灯之类,是哄女孩子和小孩儿的玩意儿,半大小子不屑一顾,大人更懒得放。我小时北京的花炮种类有限,当年大杂院的邻里关系不错,谁家有了新鲜花炮,都会让孩子到各家说一声以求同乐。七零年,随父母给一亲戚拜年,得到数十个从广州带回来的花,火箭飞机鱼雷快艇母鸡下蛋小马拉车,都是北京见不着的。晚上放时全院的大人孩子几乎全部出动,之后还几天里不断有孩子来打听今儿晚上还放不放。
      据说,过年放鞭炮的时间是有规矩的,可也没那么严格,多是三十晚上、子夜时分和初一一大早,那几个时间段炮声哗哗的连成片,在屋里说话都得放大了嗓门。我家邻居那山东老头很讲究放炮仗的规矩,三十熬夜时,媳妇和儿子包饺子,他就躺在床上冲盹儿或抽烟,却不忘一会叫儿子出去点一挂,还念叨着该请什么什么神了,一宿得折腾多少回。老头曾给我说过应该什么时辰送神什么时辰接神,乱七八糟的没记住。
      旧时正月十五晚上商家要放焰火,有一定实力的店铺会在自家门前空地上提前搭好架子,挂上大型烟花,贴上“定于今晚燃放花盒烟火共庆上元同乐春宵”之类的欢迎词。我父母那代人还记得,旧时鼓楼到后门桥沿街两侧不少商铺都会燃放花盒子和太平花炮,有的还要挂花灯烧火判儿。虽是做广告招揽生意,却增添了节日气氛,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到我记事时这传统早就没了,但“五一”、“十一”会定点燃放焰火(俗称放花)和打探照灯。
      花炮本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到了工业和商业主打的年代,自然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在居民密集的城市,污染空气、制造噪音和纸屑杂物以及可能引起火灾或人身伤害,使这种习俗越来越受指责,在各方面的呼吁下,北京在一九九三年底发布了禁放令。转过年的春节是第一次禁放,警车救火车满大街转悠,老头老太太也戴上红箍在胡同和小区里遛达,专逮放炮仗的。积习虽然难改,可绝大多数人还是守规矩的,加上过年前大批外来人员返乡,北京白天不堵车不排队不吵闹,晚上更是出奇的清净,让人恍惚穿越回了几十年前。
      曾几何时,鞭炮声是告知天下新人百年好合的号炮,噼里啪啦一响,多少人羡慕、感叹和默默的祝福。当年我一同事娶了位师长的闺女,婚礼开始时,十多个小伙子站在礼堂顶上放万头挂鞭,震天动地持续了十数分钟,在场者无不惊心动魄。禁放后就不行了,结婚只能踩踩气球,那动静连自个儿都听不清楚,于是人出点子:制造声效应鞭炮——可称鞭炮的后现代形态,逢年过节办喜事放段录音,没噪音不污染又有动静还能刺激消费,一举多得。不过并没见着厂家响应,可见放花放鞭不单是为了刺激耳朵。真有憋不住想过瘾的,就只能跑到郊区,帮着农家院的主人接神送神,背井离乡去欢度新春了。
      老北京人好热闹,无论是上街游行打架斗殴还是菜市口砍脑袋,都有人围着起哄架秧子。对不少人来说,春节不让放炮仗简直的受不了,可又没法子——谁也没大年里跑到拘留所吃窝头的瘾。没几年,又有人说话了:春节放花炮并非简单的民俗,不仅事关悠久历史传统文化,还能坚定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以及对外输出软实力什么的,于是主张开禁的呼吁越来越多。二零零六年春节,北京市将实行了十二年的禁放令改成了五环路以内有限制燃放,大家虽觉得有点别扭,可毕竟开了禁。
      解禁当年,城区不少人疯一样的购买和燃放,甚至跑到外地采购便宜货,结果是那两年北京很时髦礼花弹和各种威力奇大的玩意儿,因此造成的事故据说也有所增加,但北京的春节也确实又热闹了几年。我住的楼前有块空地,解禁后每年除夕到元宵的晚上都有不少放花炮的,开始几年,掀开轿车后盖一箱箱往下搬了放的并不在少数,可这两年越来越少,里面的原因,一是北京人深受雾霾的祸害,不少人觉着,少放两挂鞭炮换来干净的空气还是划算的,另一方面,现在的花炮质量远非当年可比,可价钱也贵,又不是生活必需品,过过瘾就得,买多买少放多放少其实差不了多少。就是买得再多,现而今放起来,大约也找不着小时候那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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