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水塘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6:49 编辑 <br /><br /> 沟上村位于邳西平原，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子。村上没出过什么能够载入史册的名人，声名播达不过方圆几里，但历史却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父亲说，明朝初年，我们的先祖从山西洪洞迁徙而来，见此处沟渠纵横，池塘相接，非常宜居，便结庐生息下来；沟上村的名字，应该也是因地制宜而取。父亲还说，无论到了哪里，遇到张姓人家，只要说你是张家第21世，就叙上辈分了。这个说法应该是可靠的，一则按照二三十年一代人来推算，时间基本吻合；二则十里八乡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在我并不算太长的记忆中，沟上村确曾密布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七八方池塘。村人称之为汪，多以方位命名，如南汪、东汪、西汪、村中汪等。各汪之间均有溪沟连接，保持碧水常流，潺潺水声沟通着每一户人家。村外的田地也被水渠分隔成块，每块二三十亩左右，让水在涝的时候可排出去、旱的季节能灌进来。而这些水的源头，除了天公降雨，便是蜿蜒数十里的李集大沟。李集大沟紧紧连接着京杭大运河，像一根亮晶晶的宽布带子，由北向南串起一个又一个村庄，缠绕过沟上村的西边，然后绵延远去。因而，流经沟上村的这一段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西河；因而，沟上村潆洄的碧水，可能这条波纹来自长江，那个浪花来自淮河，或者烟波浩渺的太湖也未可知。
李集大沟据说开凿于1970年，比我大几岁，终点是碾庄镇李集村，故名。原来可能也是一段一段的小溪，人们把它深挖了、拓宽了，疏浚成邳西平原的大动脉，挟带着大运河奔腾不息的力量，挟带着水草禾木绵绵无尽的芳香，挟带着两岸人民丰衣足食的希望。人们对李集大沟——对于沟上村这一段，还是叫西河吧——的情感，不是一般的浓厚，每隔三五年都要全面疏浚一番。那时整修河道叫上河工，每到小麦种罢、最后一茬棉花还没拾尽，村长就开始在喇叭筒里吆喝，催促村民们赶紧收拾停当，准备板车、铁锨、抬筐，要上河工了。青壮劳力都摩拳擦掌，积极响应。上河工是累一点，但有雪白的馒头喷香的肉，管饱了吃，还能挣工分，猫在家里闲着还被婆娘唠叨，何乐而不为呢？我记得西河第一次扒河时还是大集体，十几里外的村子呼啦偎过来三四十口子，就驻扎在我奶奶家的四合院里。父亲则和村上的劳力一道去了外地。这就是所谓的换工。大抵是怕离家近了，总有琐事分心，不如你帮我扒我帮你挖，来得效率高些吧。那个冬天，奶奶家一直格外热闹，日里留两个年龄大些的生灶做饭，其他人天胧明就到工地上忙碌了；天一擦黑就燃起汽灯，照得半个村子通亮。不久，收工的人们陆续归来，一身泥浆却兴致高昂地开着玩笑，洗把手盛上一碗菜，三五一群蹲在地上就吃开了。不觉夜深，寒气渐重，他们就在帐篷里的稻草堆上摊开被褥，两两抵足而眠，带着疲倦酣然入梦。我也跟着牛气了一个冬天，不仅吃香的喝辣的，连在小伙伴面前说话的调子都高了三分。
刚深淘过淤泥的西河，水面更加宽阔，水流更加欢畅。河堤也被加高了一米多，在淤泥的上好养份滋润下，两岸树木花草似乎也生长得比往年更加葱茏茂盛。春天的早上，我赶着一群灰鸭白鹅，流水般地涌向西河，一任它们在水里游弋、捕食、争鸣；我则在一边割猪草，有时也会在河边的草丛中捡到一枚鹅蛋，足以让自己高兴上好几天。夏天是西河最富魅力的季节，吸引着我们这些孩子，恨不得一天到晚泡在她凉爽的怀抱里。就在那年育秧时，村里因农田灌溉之需，集资在西河修建了一座翻水站，顺便在翻水站下的河床上铺了一片水泥地；这里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天堂。离河边还有百十米，就会有欢快的喧闹声和响亮的溅水声钻入耳朵。我知道他们又在打水仗了，急不可耐地边跑边脱衣服，顺手将衣物朝岸边一扔，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出好远才浮出水面，手里可能还会抓了一把淤泥，趁谁不备，甩手按在谁的头上，又一个猛子扎入游走。那时我们没有肥皂更没有洗发液，大人用碱面洗头，淤泥就是孩子们的天然去污剂。因而，也没有谁会生气。胡乱把头发上的淤泥揉搓两下，连头没入水中，又去追逐别人了。当然也不带毛巾，那时一家人可能就两条公用的毛巾，轮不到孩子们带出来。上了岸，我们迎风一站，就让太阳和风把水珠带走；或者用衣服擦了湿漉漉的身体，然后再把衣服浸了水，拧一拧穿上身，跑到家也差不多干了。西河最深的地方足有两米多，我们村最高的大牯子站到水底举起手，指尖也露不出水面。但是那么多年，从没有大人担心过孩子，也没有一个孩子出过事。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土孩子，也是水生水养的水精灵。我们能踩着水游到对岸，从水里高举出双手，让水齐着肩膀流淌；也能在水中倒立，头朝下，让双脚高高地伸出水面。冬天的西河也不会寂寞。那时的冬天特别冷，虽然我们没有觉得冷，西河的冰冻却往往可以拉着平板车碾过。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在冰上抽着陀螺去上学；陀螺在冰上转得快，我们跟着追得也快，不一会就到学校了。
村上的那些汪各有不同的功能。村中的三个汪水域最大，先是两座木桥，后来是石桥，把它们连在一起。汪边有一口井，深不见底，承担着全村人饮水之需。一大早，每家都会有人挑着两只水桶去担水。去得晚了，就要等一等，待水蓄深了，再打。记得有一年大旱，西河的水也不准翻上来补济，井水供应开始捉襟见肘。村长就在井上加了盖子，人们就在井边排上老长的队伍，等候半天也只能分上半桶浑浊的水，澄上半晌烧饭还能喝出泥味来。老井是全村人的命根子，这三个汪是老井的水源地，因而备受尊崇，除了偶尔挑两桶回家刷锅洗碗，平时不能在汪里洗衣服，不能放鸭鹅，更不能扔杂物。其余几个汪围绕在村外，用来养鱼、种植水藕和菱芡，有的边角还会长出芦苇、蒲草，汪的周遭栽上一行垂柳。每到夏天，柳树成荫，蝉鸣蛙唱，荷花送香，燕子飞翔，格外美丽。暑假的午后，我会在柳树下铺上一张苇席午睡，阿黄就蜷缩在脚边，醒来把一个西瓜摔成两半，和弟弟一人一半捧着啃；那时候，感觉世上最幸福的生活莫过于此！后来，父亲从奶奶的四合院分出来，把房子建在南汪的边上，就和几个人合伙承包了南汪。开春的濛濛细雨中，放上几千尾鱼苗，秋天一网下去，就有很多斤把二斤重的鱼儿争先恐后跃出水面，自家吃不了就拿到镇上卖了，补贴家用。到了冬天，就把藕区的水抽尽，穿上皮衩下到汪底，每根干枯的藕莛都会藏着几节硕大的藕瓜儿；用醋一炝，脆生生的，就是我少年时光最爱的一道美味了。还有那些芦苇，顶着雪白芦花的芦苇，被父亲收割来编成苇席、斗笠，芦花也有用场，可以做成温暖的毛窝儿。
这样温暖的记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断片。最先被废弃的是老井，村民们在自家院子里打下了手压井，水质清冽，用着方便。村中三个汪的地位跟着一落千丈，渐渐有人填汪造屋，于今的水面已经不及当初三分之一了。九十年代中期后，沟上村农作物结构调整，不再种植水稻，西河再也没有人修护，翻水站早已拆除，多处河段出现淤积。接着，田头的水渠也被平掉种上了粮食；村中的几个汪成了死水，面积一天天被围缩，夏天甚至发出恶臭，不仅鱼儿难以存活，荷花也没了踪影，水质自我净化功能进一步削弱，陷入了恶性循环。每次回去，我都会在幼时流连忘返的地方发呆：那些芦苇和荷花去哪里了？一定是把根深埋入地下，弃人而去了吧！那些自由自在游泳的鱼儿哪里去了？是不是也在地下哭泣呢！其实，我又有什么资格哀悼？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远离了它们。即便在它们一步一步滑入深渊的时候，我又何曾做过丁点儿阻止，我又能阻止得了什么呢？
这次回去，听父亲说可能要几个村子并成一个，沟上村要保不住了。话语里都是忧伤。我也满怀惆怅。为那个回不去的童年，为那些消失的水塘，还有即将消亡的村庄……我满溢的乡愁，将再也找不到一个承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