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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散文新文体的建构

2020-09-17抒情散文于文华
散文新文体的建构耿立散文文体应该是动态的,因为生命力是动态的,精神的掘进是动态的。一切文体的生命就是它和其他文体的区别,散文家的价值恰恰表现在诗歌无能为力的地方。不断发展变幻是散文文体的生命力所在。文体的自由拉近了散文与生活的距离。有了想法

散文新文体的建构 耿立
  散文文体应该是动态的,因为生命力是动态的,精神的掘进是动态的。
  一切文体的生命就是它和其他文体的区别,散文家的价值恰恰表现在诗歌无能为力的地方。不断发展变幻是散文文体的生命力所在。
  文体的自由拉近了散文与生活的距离。有了想法,提起笔来一挥而就,仿佛不用助跑就可以起跳。我们看到许多“大师”似乎就是如此,一会儿一篇,购物、化妆、游山玩水、喝二两小酒—总之,唠叨琐杂,事无巨细,真是大到宇宙,小到苍蝇。这时,散文与鸡零狗碎或者道听途说的轶闻有什么差异?这样的作品只能是平庸多、空洞多、表象多、模拟多而创造少,即使有创造也是浅尝辄止。
  散文的门槛低,自由,但并不是随意和草率。真正的美学高度才能保证自由不至于滑向浅薄,它关涉两点:其一,没有既定的规范也就没有形式上的藏身之地。散文是一个人的直接敞开,高低深浅一览无余。写作者很难利用音韵节奏、故事情节或者一大堆概念掩护内心的贫乏。其二,敞开文体的边界对于创造力具有更高的要求。天马行空的另一面就是无所依靠,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没有情节逻辑的固定轨道,没有分行、韵律和节奏作为脚手架,许多人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所以,自由并不意味轻松。
  散文好写,但散文也难写好。
  我同意开岭兄的看法,如果说散文只是美文有偏差,那样会只专注于文辞,有人或许会说:散文的的第一要素应是美,散文应以美为最大特征,而非什么“良知”与“责任”。不错,美的确是散文的选项之一,但何为美呢?仅仅是语言的雕琢绮丽吗?是文本装潢和修饰吗?显然不是。精神的极致和冒险也是一种美,准确捕捉到了灵魂真相和生命秘密也是美!
  散文的真不应只是外部场景的真,而应是有深度的真,裸露心灵的真,直面人生的真。这不仅需要才华,还需感受和表达的勇气。散文是最显露人格的文体,散文最高的境界是人格的成就与载体,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作者能否保证对心灵不撒谎的问题。
  这就看一个散文作者是采取低智取位,还是高智取位。一个有追求的散文家应该是高智取位的。
  如杜拉斯说:“如果你只喜欢和一个女人做爱,那说明你不喜欢做爱”,“夫妻间最真实的一点是背叛,任何夫妻,哪怕成绩最好的夫妻,也不能促进爱情。”(这是她对于她理解的人性的淋漓的真,敢于面对人性中的幽昧)无论观点是否正确,这是她选择的诚实。
  鲁迅先生也是,其文章里的精神超拔是敢于自我批判与审视,这是任何美文所不能替代的。如果没有《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魏晋风度与药及与酒之关系》《野草》等文章,《鲁迅文集》的光辉便会黯淡不少。
  当下,有许多散文在伪抒情、伪叙事(当然小说诗歌也有撒谎的,但散文精神作弊的嫌疑比其他文体都大),香草美人式的躲避,怨妇式的促狭,《荷塘月色》式的轻巧抒怀、《荔枝蜜》式的寓物移情……直至今天,伪乡土、假绅士的感怀,做作的亲情告白,无关痛痒的失血抒情,可谓比比皆是。
  我并不反对散文题材的多样化,也不是非要把闲情雅致、风花雪月从散文领土上驱逐出去,而是指一个精神“比例”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散文中赋闲的成分太大,精神比例过小。对当下我们这样一个远不轻松的时代更是如此。
  除了谈天说地、花鸟虫鱼的闲情,散文应成其大,应融入更多的思想和良知。除了生命美学和感性元素,更应融入理性与智性,贴近当代生存的实景,放扩文字的关怀力,让更多更严峻的事物进入视野……尤其当下很多危机威胁到人类生存,从自然到社会,散文应主动介入,选择担当,选择发声,而非冷漠作壁上观。
  “文化大散文”精神含量不足。文化不应只是“过去时”的,更应有“现在时”和“进行时”,应把精神触角延伸至当下的国民生态,应在时间过渡的表面下,找到“根”和“枝叶”的血脉递承,否则,文化散文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历史散文”。说到底,这取决于作者的内里和精神品格,关涉到写作信仰,是对其精神诉求和承担能力的考验(这也是余秋雨为何引起争论,人们怀疑他的精神品格和诚实度的原因)!
  在这背后有个命题“为什么写作?”在这样一个职业选择日益多样化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理由使一个人选择了孤独的写作生涯而没有去干别的?这问题在西方很多作家身上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终身命题,从开始写作那天起,就要确立一种精神立场和写作立场,就要为自己一生的作品命名。这或许可说是一种文化DNA(基因),如果缺乏了这种基因,就先天缺失了写作的精神“底座”。
  散文界流行什么写什么,是当下许多作者的习惯。余秋雨出来,小余秋雨出来;刘亮程出来,再一批伪乡土散文出来……能冲破当下写作氛围的作品很少。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中说:“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和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所读的那些书的限制,受到她们所读的书—包括女作家们所写的书—所传给她们的那些神话的限制。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波伏娃说的现象可以移到散文创作中:散文写作时是否想到过要冲破藩篱—冲破教育的、世俗的以及那些所谓的“好散文”的藩篱?
  海明威在没有参加颁奖典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里有这样一句话:“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
  我一直觉得,散文的委顿和艺术活力的欠缺亦并非当下多媒体的冲击,而是其自身精神的委顿。话语的讨巧和创造力的低下,使散文家动力丧失,无力再消化和反刍当下生活中的一些重大敏感题材。
  心灵的孱弱,使之丧失现实的批判力、不敢失去原有的平衡,又不敢创造新的文体的危势平衡,艺术的创造永远是向人们已经习惯到沉睡的旧审美系统的挑战,而不是在数量上的叠床架屋……
  在散文作者手上,散文失去了难度和高度,滑向休闲与自娱,花边与八卦—这又恰恰是现代媒体所擅长的,同时这也意味着一个作家精神的诚实性和创造性的流失。而当下的时代,分明是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散文与时代一起思索、一起担当,对传统延续和再创造的时代,是更吁求精神坦白与灵魂救赎,更期待消除人心隔膜的时代。
  当一种文体没有了尊严和高度,那么任何的文字或者艺术式样都可以代替她,那她的结局是什么便可想而知。如果散文的主调不再激扬自由和精神,不再构建流动的生命,不再把高度和精神奉为标尺和圭臬来度量创作,如果文字仅仅对应的肉欲“物理人生”而非精神人生,那么这种文体就是堕落的,是没有未来和明天的。
  因此,散文现在面临的不再是能表达什么,而关键看我们能够赋予散文什么?散文应从平面的、轻巧的乡土感喟,亲情的心灵鸡汤之类的懈怠状态中解脱出来,应该更多承担人文精神的搭建与良知担当,应该有更多对社会民族和人类命题的思考与思索……
  “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而不是不敢承担艰难,惰性地被动塑造。我们要勇于在作品中烙上当下的标记。历史只记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个散文家应有思想独异的见解,在经验上腾跃,讲究智性含量,不要忘了散文文体的灵魂是自由。
  当下散文创作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对精神价值的守护、对思想含量、对现实的超越性的追求,关注当代人的灵魂,这应当成为散文家的思考焦点。
  总之,以活跃的思想进入散文世界。这个思想从未被生活表象淹没,覆盖,而是如同锥子般地穿出来,显示在散文创作中。散文创作者不应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应在任何事物—亲情、伦理、教条、掌声、他人的目光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应以自由的心态、独立的精神穿透一切束缚,不虚荣,不怯懦,并在独异的表达中确证自己的文字,确证自己的价值。诗文的格调源于心胸、品味,人就是文,文就是人,文字技术源于生命,而非工艺。
  散文不仅是通常的文字书写,而是生命本身,是人格追求的象征。
  吴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说:“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并且有秉笔直书坦陈己见的勇气;如果我们从普通客厅之中略为解脱,并且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而是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要观察天空、树木和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弥尔顿的标杆,因为没有人应该遮蔽自己的视野;如果我们敢于面对事实……。”吴尔夫的话提醒我们,要在散文中养成讲精神叙事的习惯,不阿世,不鞠躬,不为强势粉饰,不作无聊的戏说,不忘掉当下和历史里的血泪悲慨,独立地握住散文的手,真实地面对散文文体的审判,那你庶几接近一个写好散文的人了;或者说,你真变成了司马迁的表弟,也是吴尔夫的亲戚。
  让我们期待新的精神性散文文体诞生!
  [作者单位:珠海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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