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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我的哥哥嫂嫂

2020-09-17叙事散文荒村一叟
我是家里的老二,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1957年秋天,全国性的三年经济困难已经在家乡拉开了序幕,结了婚还不到一年的哥哥竟然莫明其妙地英年早逝。算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八个年头了。近来,那些尘封多年的往事常常在记忆的长河中泛起,情境之清晰宛若昨天

我是家里的老二,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1957年秋天,全国性的三年经济困难已经在家乡拉开了序幕,结了婚还不到一年的哥哥竟然莫明其妙地英年早逝。算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八个年头了。近来,那些尘封多年的往事常常在记忆的长河中泛起,情境之清晰宛若昨天。
  以前母亲还健在时,常听她说,我两岁(其实只是刚过了周岁的生日)的那一年,父亲和母亲下田干活时就将我丢给四岁的哥哥。只是关照隔壁的二奶奶顺便照看一下,二奶奶曾跟母亲说过:“孩子丢在家里没事,两个人整天在一起玩,小的只要看不到哥哥就会跌跌撞撞地嚷着要找“嘟嘟”。后来我们都慢慢地长大了,哥哥性格内向,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显得比我有城府,有心计,懂世理。大大咧咧的我是个调皮鬼。全国解放前的那几年,母亲给我们买零食都要分成平均两份,要我们省着吃,因为不那样就会被我当仁不让地干掉一大半。有一次每人分了半斤左右的荸荠,没过多一会儿我的那一份就风卷残云般的被消灭掉了,而且是一种“败家子”的吃相,吃一半糟蹋一半。他的那一份只吃了两三个就保管起来了,记得是装在一只旧袜筒里,背着我藏起来了。过了好几天,他才拿出来给了我两个,至今仍然记得那种已经风干了的荸荠特别甜。为此,母亲就说他将来会“过日子,有聚财”,说我:“这个二麻腿子没出息,有一千用一万”。
  哥哥十一岁的那年进了庄上的私塾馆念了二年书,九岁的我在家里当了一年的“保姆”,带着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第二年我也进了那家私塾馆与哥哥做了一年的同学。那时还单干,一家一户种田,家里要有人帮忙,我们弟兄两个只能“重点培养”一个,于是,才十二三岁的哥哥就缀学成了家里的辅助劳力。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中念过二年书的人就算得上是文化人了,为此,哥哥也觉得挺自豪,他有一件在那时叫“民主装”的上衣,衣服的左胸口有一个小袋子,他习惯在袋口上插一支黑色胶木杆子的钢笔。
  1956年秋天,虚龄十七岁的哥哥结了婚。虽然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定了结婚年龄应为男二十女十八(而且都要是实足年龄),但农村中早婚的习俗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不过,哥哥早熟,个头已经超过了一米七,比起那些仍带着娃娃气的小新郎倌来也算得上是玉树临风了。
  嫂子比哥哥小一岁,嫁过来时个子不算矮,就是身子长得单薄了些,鹅蛋形的脸上略显黑瘦。听说她幼年丧父,后来妈妈找了个人到家里“招夫养子”。她的那个继父我见过,是个木匠,个子不高,人挺和气。和许许多多那时的女孩子一样,她没念过一天书。不过,她人挺贤惠懂礼,平时话不多,弟弟妹妹们都叫她姐姐,我不大好意思叫,因为她只比我大了不到一岁。嫂子的性格与哥哥有些相似,都内向。看得出来,两个人感情很好,结婚一年,没看到他们为什么事红过脸,甚至连一句高声也不曾听到过。爸妈对她也算是挺满意的,就是还不到四十岁的母亲好像有点着急,因为她觉得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她的肚子还不见有动静。
  第二年秋天,社里有两个月没分口粮(那时还不曾有人民公社,叫高级社)听说是要先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刚刚在解放后过了几年温饱日子的农民对此很不适应。那些日子,我们家连留着喂猪的麸皮都吃光了,靠自留地上的胡罗卜度命,因为胡罗卜还没长成,才有小姆指一般大,只好连樱子一起吃。有一天,听说离我们那里十六七里远的小镇上可以买到芋头仔儿,芋头是一种蔬菜,但有点类似山芋,能当饭吃。哪天哥哥起了个大早,跟村里的七八个人一起撑船到那个镇上去。回来时,天黑了许久,每人买了二十斤芋头仔儿,说是要排很长的队,一个人只准买十斤,他们排了两回队,到天快黑时才将船往回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用罗卜樱子煮的粥,只有极少的一点米,黑乎乎地煮了一大锅。没多会儿,哥哥就将锅里剩下的三四大碗粥呼啦呼啦地喝光了,开始,已经上了铺的母亲叫他烧两个把子热一下再吃,他说,不用了,还有点热。后来听说那天去的几个人一天都没吃东西,街上样样要粮票,买不到东西吃,显然,他是饿急了。
  那天嫂子去了娘家。下半夜时,哥哥突然发起了高烧。天亮后,父亲找了一条小船跟我一起送哥哥去看医生,哥哥是我和父亲架着走上船的。邻庄有个祖传的老中医,上船摸了下哥哥的额头,也没说可能是得的什么病,就给打了一针,据说是当时最贵的盐水针(就是后来叫青霉素的退烧针,那时挺金贵)。那一针一点作用也没起到,到了晚上,哥哥不但高烧不退,还说起了胡话。庄上有人说,可能是得的“邪”病,西边庄子上有个专门替人家看“邪”病的人,叫“野和尚”,挺灵验,不如去让他看一看。那时,父亲好像是乱了方寸,连夜请了本庄的姨父和我一起送哥哥过去。记得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的船在小河里好不容易七拐八拐找到那个庄子。“野和尚”被我们叫醒后,只是煞有介事地念了些咒语,画了几道符烧成灰,和着水喂哥哥喝了下去,并说,没事了,你们回去吧。那天回来后,天已大亮,让人觉得有点神奇的是,哥哥竟然被喂了半碗粥。就是那吃的样子有点不正常。晚上,正当父亲和母亲都觉得有了一线生机时,哥哥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前后折腾了不到两天的时间,一条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被那时人的荒唐与无知葬送了,过了几年才知道,哥哥得的病分明是急性阑尾炎导致穿孔,即使是在那时,如果能及时送到正规医院也是完全有可能转危为安的。
  嫂子得到消息后,是一路上嚎哭着走回来的,下葬的那一天,母亲已经哭不出声音出来了,此前,她哭昏过去好几次。蓬头垢面的嫂子也一定要给哥哥下田送葬,是旁边的人硬拽着,不曾肯让她上船,我们那里有个习俗,为丈夫送过葬的人就一辈子不能再改嫁了,嫂子那年才十七虚岁,帮助办丧事的人是理智的,来日方长,他们不能让她一失足成千古恨。
  哥哥死后,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可日子还得过下去,在我的后面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因为办丧事又预付了社里一些口粮,这个冬天将会特别难熬。庄子上有好几户人家举家去了江西、湖北。父亲没去过那些地方,最熟悉的地方是苏南、浙北和上海,母亲的童年就是在青浦(原属江苏,后来划归上海)乡下度过的,说得一口纯正的青浦话。解放前后的那些年,全家人住在一条小木船上,先是做水果生意,后来做小百货,那些年,父亲的“事业”风生水起,还在家乡置下了十几亩田。听说那一年,上海街头上的熟食还不曾要粮票,父亲就想挺而走险,将全家人带出去重操旧业。后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父亲将已经入了社的那条木船,偷偷地撑到门前,往船上搬了一些锅碗瓢盆和所有的衣被,叫醒了熟睡中的弟妹们,摸黑“逃离”了家乡。那天,正好嫂子被娘家人带了回去,确切地说,全家人是瞒着她出走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哥哥不在了,这个家庭与孤身一人的嫂子好像没有任何关系了,丢下她是为了让她早点去重新找出路。
  其实,当时嫂子的心思母亲是心知肚明的,如果她知道这个消息,无论如何都要跟这个大家庭一起走的。那时乡下流行“叔招嫂,人人喊好”,有不少人家孀居的嫂嫂与家里的小叔子组合成了新的家庭,甚至还有嫂子比小叔大七八岁的情况。当时经济条件太差了,找个媳妇不容易,还有的人家媳妇已经有了孩子,如果改嫁出去会苦了孙子孙女。我与嫂子年龄相当,看起来,好像挺顺理成章,但实际上是有许多因素制约着的,最主要的一点是母亲不想留她,说她幼年“克父”,结了婚又“克”死丈夫,“命”特别坏。虽然这一点对嫂子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但母亲特相信迷信,成了坚决不留她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家里在几年前已经替我定下了一门亲事,虽然算不上是娃娃亲,但那时我也不过才十一二岁,根本就没征求过我的意见。还有一个因素是嫂子结婚一年未能怀上孩子,母亲心里有些忐忑。除了这些,母亲对嫂子的为人印象还不错,她是母亲娘家庄子上的人。
  过了些日子,我们在上海听庄子上的人说,嫂子从娘家回来后,看到了被洗劫一空的家,顿时就明白了一切,她号陶大哭了一阵后决定在那个“家”里住下来,社里的人都看她可怜,还破例分了点口粮给她。她在社里上了几天工,每逢农历月份中哥哥的忌日,都要把自己吃的那一碗“饭”先供在桌子上,给他烧些纸钱,(过去我们那里有‘烧撞月’的习俗,人死后的三年内,每月都要烧供一回)。她还没有彻底死心,她希望母亲过些日子会回心转意重新将她收为媳妇。第二年,人民公社了,过了几天吃饭不要钱的好日子后,公共食堂就解散了,她一直在那里坚持到“弹尽粮绝”,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卷铺盖回了娘家。听说在娘家每月还要给哥哥烧几张纸,只是因为不作兴在娘家家里烧,只能用一张小杌子放到门外的巷子里象征性地祭供一番。母亲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是很感动的,毕竟那年嫂子才十八岁,跟哥哥也只做了一年的夫妻。不过,感动归感动,母亲的初衷是不会改变的,她不敢再让我去当试验品,她怕我会和哥哥一样被她“克”死。
  我那时虽然也已长成了一个傻大个儿,但好像还情窦未开,虽然跟嫂子在一口锅里吃了一年的饭,但平时也没多少话说,只是对她的遭遇不是一般的同情罢了。母亲从来没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也没主动跟她提起过这个话题。不过,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母亲决定将嫂子留下来,我肯定不会反对,再如果我提出要留下她,母亲可能也不会一直坚持她的观点。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发展下去,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1958年深秋,我们全家在上海被迁往大西北。过了二年,母亲托人将我的“原配”从家中带了过去,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我们举行了一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之后,嫂子也远嫁到了黄海边上去了,听说那个男人比她大好几岁。后来我想,如果当年在我的“原配”还未过去之前,嫂子敢只身先撞过去,估计那时我和母亲都会留下她的。不过那个时候一字不识的女孩子哪有那胆量,再说,她也弄不清楚我这个当事人是什么想法。后来,我从大西北下放回来当了人民公社的社员,过了好些年半饥半饱的日子,还顺带生下了三四个儿女,大家都为一大帮嗷嗷待哺的孩子操碎了心。多少年来,一直未能与嫂子见上一面,只是听说她在那边也一连生了三个儿子。
  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又有好多年听不到她的消息了,也不知道她是健在还是已经埋骨他乡?有时还想与老伴一起找个机会去看她一回。距离不算远,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也没去刻意打听,因为怕见了面无话可说。宋代词人苏轼曾在他的一首词作中写到过:“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
  我怕会遇到那样的尴尬,一直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应该去呢,还是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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