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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干部

2020-09-17叙事散文楚耘
生产队干部  楚耘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以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制度。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各人所得劳动工分取得劳动报酬。生

  生产队干部  楚耘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以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制度。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各人所得劳动工分取得劳动报酬。
  生产队干部是真正意义上的不脱产“干部”,他们不拿工资,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什么国家干部,也不是什么领导,没有任何特权,他们是完完全全不脱离农村、农业劳动的农民,他们与社员一样,在做好自己范围内的规定工作之后,也得下地干活去挣工分。
  曾经的生产队干部们,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题记
政治队长
  1976年寒假,我高中毕业了,怀着满腔热忱回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队安排我和另一名同学到第三、第八生产队担任会计。父亲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辛辛苦苦,得罪了不少人,他坚决不同意。我刚出校门,脸皮薄,去外队当会计心里也没底,没去成。同年7月,第七生产队会计考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大队会计来我家做父亲的工作。他说这对我是一个锻炼,也不辜负党和人民培养了我这么多年。
  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说七队的政治队长晁北斗为人正直,口碑好。工作一段时间,果然如是。北斗队长平时不多说话,脸上总是挂着谦和的微笑。从早晨睁开眼炕上爬起来,到晚上回家睡觉,都是和社员们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除非是公社、大队组织开会,几乎没有一天脱产。
  那会儿,集体经济是空架子,除了大田里的收成,没有来钱的门道。北斗队长很是节俭,队干部很少在一起吃喝。我记得一年之中就是中秋节的那天晚上,割了3斤猪肉,买了瓶“泥坑”酒。现在说起来有些可笑,可当时,一个整劳力在大田里干一天活才挣10分工,也叫一个工。一个工在年终决算时只值1角2分5厘钱——这还得说是我们第七生产队的工值,在全村9个生产队中最高!这样算来,这顿吃喝也就够奢侈的了。当然比起别的生产队每月一次大吃大喝,没钱借钱也要挥霍又廉政了许多。
  夏秋两季,新粮入库的时候,总是从社员家借口袋拉粮食入库。由北斗队长提议,队里弹了些棉花分给会织口袋的妇女,等织好布缝成口袋交到队里,给她们记工分。织口袋剩下了十来斤棉花,放在仓库里。生产队长说过几次:“北斗叔,剩下的那点棉花,咱几个干部分了吧,省得占地方了。”每次北斗队长都是笑着说:“先放那吧,说不定哪天能派上用场。”冬至节气,下了场多年未遇的大雪。队里开会,就用那几斤棉花救济了两户“五保”老人。
  秋天场里的活还没有拾掇伶俐就该种冬小麦了。种完小麦,剩下了部分种子。临近春节,我们队180多口人,每人分到20斤麦子过年。外队的社员羡慕得直咂嘴,可他们队里的麦种都用完了!一样的地亩数,同样留那么多种子。种完地,第七生产队能余下种子,他们却一粒没剩。农民是最讲实际的,这还用说明白么?
  第七生产队有一户“钉子户”,别说七队的社员不敢惹,全村的人都怵她。此人名叫彩萍,三十多岁,穿着打扮在村里“独树一帜”。一双媚人的凤眼含情脉脉,修长匀称的身段走起路来似风摆杨柳,惹得大队支书心痒难熬。哪天也要去她家一趟,村里人说起支书和彩萍,有句话叫:“工作可以不干,彩萍不能不见”。
  彩萍的西邻是位去世不到一个月的“五保户”,无儿无女,留下两间土坯房。她没有申请,就把两间房推倒,在那片地基上盖起房来。北斗队长去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了,等他回来,新房子的屋墙已垒起来一米多高。队长气愤地说:“这不反了?若是全队的社员都不打招呼,想在哪盖房就在哪盖能行么?”他风风火火带着我和民兵排长、保管员来到彩萍新盖的屋墙前,一声令下:“把它推倒!”我们四个人一起用力,一米多高的屋墙摇晃了几下,随即“哗”的一声倒掉了,倾倒的瓦砾荡起滚滚烟尘。彩萍正在屋里和面,没顾上洗手,沾着两手面从屋里一步窜出来,她脸色煞白,气势汹汹地向北斗队长扑来。秋高气爽的天空下,北斗队长威严的目光直视着彩萍:“你想干什么,要耍野?你看错了人!”彩萍在北斗队长的逼视下,减缓了扑来的势头,浑身颤栗:“我,我去大队告你!”队长说: “彩萍,有理不在声高,你在这里盖房,申请了吗?谁批准了?别说是去大队告,你就是告到华主席那里,盖房也得先有手续!”谁也没有见过平时一脸和气的北斗队长发过这么大的火。围观的社员们啧啧连声,都站在北斗队长这边。北斗队长说:“彩萍,我跟你说清楚了,在没有正式批准你在这里盖房以前,不允许起墙!”
生产队长
  说是生产队长,还不如北斗队长在大田里干活的时候多。按说他比北斗队长要小六、七岁,还不到四十,可他身体总是不舒坦,不是头痛就是腰酸,地里活也干不满点。只要北斗队长或民兵排长在,他就借口有事或不舒服早早回家。社员们背地里都叫他“小算盘”。
  “小算盘”惧内,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那算盘上的珠子都是老婆拨打的。冬闲的时候,公社无偿拨给队里一批救济莛分给社员,把莛子拿到各家纳成硬蓖,再交给公社收购站,付给加工费,这也是一种救济手段。队里给社员们分莛的那天,“小算盘”的老婆挤在最前面。我让她打捆过秤,她说:“前面的莛子太短,纳出的硬蓖不够尺寸,卖不了好价钱!”队长媳妇这么一说,谁也不动手了。我只好叫保管媳妇先打捆,人们这才开始往前站。直到把莛子分完,队长夫人还站在那儿没动。她恼羞成怒,当着全队妇女的面撒起泼来,大喊大叫:“人不能太老实,老实人吃亏!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家里的人,我们这破队长不当了!”我说:“让你打捆,你说莛短,是你自己不要!”
  晚上,队班子开会,“小算盘”说:“我们都是队干部,什么事,把心放公平,不能专拣软柿子捏!”我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冲着他说:“你是指那天分莛的事吧?你可以问问你媳妇,我让她打捆,是她不打;别人打捆也是挨着捆,长短搭配,谁也没搞特殊!当干部怎么啦?当干部就要什么事都得沾光?吃亏的就应该是老百姓?!”“小算盘”被我的话激怒了,猛地站起来,北斗队长严厉的目光扫了他一眼,“小算盘”极不情愿地坐下了。
  为了鼓励社员养猪,每养一头,按工分、人口分粮的同时,再另分给一份“猪饲料”。那天我挨家挨户登记养猪情况,看见队长家猪圈里有两头猪崽,他家分了两份饲料。过后,有社员反映“小算盘”家只有一头猪,北斗队长很生气:“真差劲!为了占便宜这也捣鬼!”原来,队长夫人听说按猪的存栏头数分饲料,就指使丈夫把同村娘家的猪崽捉了过来。
  七队队部和仓库在一个院子里。中间隔着一条东西街和生产队长小算盘家是斜对门。春天,公社供销社把收鸡蛋的任务分给各大队,大队再落实到各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五百多斤。按人头平均下来,每人须交二斤多鸡蛋才能完成任务。粮食收得少,人的口粮都不能保证,哪还有闲粮给鸡吃?这个不大不小的困难摆在了队委会面前。北斗队长召集开会,动员社员去外公社管界的村子里买鸡蛋。为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还规定,每交1斤鸡蛋,除按价付款外,再奖励2斤小麦。就这样,到了规定的时间,交上来的鸡蛋还差一百多斤。没有办法,只好把“交鸡蛋,奖小麦”的政策扩大到外生产队。我一个堂叔在铁路工程段上班,家里条件好些,婶子养了一群鸡,除了完成本队的上交任务外,还有三十多斤鸡蛋,我就拿过来凑数。谁知兑现小麦奖励时,却引起了误会。分完麦子,回家时我把婶子家应得的60斤小麦顺便扛回去了。第二天“小算盘”就病了,再不出工。队长媳妇传出话来:“俺老头为队里累死累活,粮食都扛到别人家里去了,俺给谁干?”分小麦的时候,北斗队长也在场,我不用作任何解释。北斗队长说:“别理他!人活着,不能总打自己的算盘!”
民兵排长
  在农村的最最基层,设置民兵排长一职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举国上下,“备战备荒”,“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口号响遍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村里的民兵在政治学习,农业生产之外,还要学习军事:出操、救援、射击、投弹。且不说加强民兵训练,对建设国防的意义,增加了一个民兵排长,无疑增强了队班子抓生产的力量。
  张胜武虽为民兵排长,更多的时候,却代行了生产队长的职务。
  胜武刚上任的时候,正赶上小麦上冬水,天气将近“数九”,白天还好对付,到了晚上,小北风飕飕地刮着,社员们谁都不愿去浇地。一个工到了年终决算才值一角多钱。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村代销点有一种“红满天”牌子的香烟,一盒这样的烟一角三分钱,社员们中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辛辛苦苦地干一天,买不了一盒‘红满天’!”天气寒冷,黑灯瞎火去浇地,哪有被窝里舒坦?生产队长知道派人困难,干脆推病不管,得罪人的活儿全由民兵排长承担。
  胜武在第七生产队的地盘上转了一大圈也没有派好浇地的社员,找到谁了不是有事,就是病了,有的干脆连人都看不见。走着转着就来到了叔伯哥张胜利的门前。胜利是胜武大伯的儿子,比胜武大两岁,平时干活吊儿郎当,小九九却打得如意脆响。胜利有胜利的活路,经常一个人单枪匹马,昼伏夜出。趁着月黑风高之夜,独自潜伏在荒野墓园,用自制的捕猎工具捕捉黄鼠狼。黄鼠狼的皮毛很值钱,捉到一只,就顶你上工十几天!白天,他刚发现了一处黄鼠狼窝,晚上拿起捕猎夹去捉黄鼠狼,正要出门,听到胜武叫他,他知道是浇地的事,赶紧示意媳妇,媳妇高声应答:“不在家!”谁知胜武不听那一套,推门进院,一步跨进屋里。胜利想躲都来不及,弄得两口子很是尴尬。胜利看了眼炕上不到三个月的孩子,急中生智,理直气壮地说:“我晚上得看孩子。”胜武火了:“你看孩子,你看孩子嫂子不失业了?孩子饿了要吃奶,你长着奶了么?”话说到这个份上,胜利只好扛起铁锨,乖乖地走出家门。社员们都佩服民兵排长这种“大义灭亲”的气派,他的威信远高于生产队长。
  一天,我和使牲口的庆月拉来了月份供应煤,保管员没在家,眼看着要下雨,我急着找人,想尽快把车上的煤给社员分下去,正好胜武从地里回来了。他二话不说,拿起杆秤帮我分起来。平时都是按人口按户头分好了再通知社员来领。天气不好,就先通知了,来一户分一户。等到分得差不多了,彩萍和儿子抬着一布袋煤找回来了,说差了十斤。胜武说:“彩萍,你还记得你分走的煤是一整筐呢还是多半筐?”她儿子抢先说:“一整筐!”胜武不动声色地装好一筐煤,抬起来称了称不多不少六十斤。他把秤杆凑到彩萍眼皮子底下让她仔细看了看,慢条斯理地算起帐来:“你家四口人,应分四十斤,一个锅头吃饭,再加二十斤是六十斤。我分了这半日煤,别的没记住,就知道一整筐煤正好六十斤,你家分走一整筐怎么一下子就少了十斤呢?你要是不信,把你的煤倒进筐里,如果满一整筐,不够六十斤,缺多少我给你添多少!”听了这话,彩萍的脸憋得通红,无话可讲。社员们都偷着乐了,队里有了胜武这个民兵排长,就多了一个能整治彩萍的人,邪气压住了,正气才能上升。
出纳保管
  彬生下来就是个苦命的孩子。日寇侵华的时候,他父亲在石门(现在的石家庄市)拉洋车。一次日寇“清剿”,小院里的四、五户人家被杀的鸡犬不留。彬躺在父母的血泊中得以幸免。在村里,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
  彬过日子特俭省,他家一年四季炒菜没有用过食油,没有买过酱油、醋。吃菜不是用油炒,先把菜煮熟了再用盐拌。这样一个家庭的负责人刚接任保管员的时候,背地里有人议论说:“他当了保管,肯定能给队里省钱!”也有人说:“他过日子节俭,是因为穷,当了保管还不狠劲里往家里捞呀!馋狗喂不肥!”
  彬接任保管是前任保管到省建三公司当合同工出了空缺。彬为人木讷,公共场合极少发言,但他自己认准的理,任何人也拗不过他。
  接任保管的时候是1977年春末夏初。到了夏秋交接之际,老天连日霪雨,加上滏阳河、澧河上游山洪暴发,大量雨水和水库泄洪的水流向我的家乡所在的滞洪区,村边海河里的水再上涨一尺多就漫过堤岸了。堤外大田里的水也有二尺多深。公社要求,各生产队把柴油机全发动起来,趴到海河堤上,把田里的水往海河里抽,昼夜不得停机。海河里的水高出田里的水位一米五还多,老天仍然不睁眼睛。谁都知道抽水排涝是劳民伤财的事,但没有人敢说。北斗队长在公社开会的时候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公社李二虎书记说这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半个月过去了,我都没看见保管员交来购柴油的发票。后来我才知道,抽水排涝的时候,他不给柴油机手预备皮带蜡,白天在抽水过程中柴油机皮带轮打滑,老是掉皮带。到了晚上,他冒着大雨,踏着泥水,来到海河堤上,让柴油机手把机子停了,偷偷回家。他就是这样默默地为生产队这个家,节省了本就不该花的“冤枉”钱。
  12月中旬的一个日子里,数年来无所适从的百万学子走进了刚刚恢复的普通高校招生考场。翌年春早,我离开家乡,到省城上学。不久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变成了乡政府,生产大队成了村委会,生产队改成了村民组。原来的队干部除了留下政治队长担任组长外,都不再任职。
  那年冬天,一件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彬的头上。那天拉土垫宅基地,他赶着从生产队分来的那匹枣红马,拉着满满一大车土,奔跑在村道上的时候,突然从十字路口右首窜出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原生产队长“小算盘”的夫人,刚赶集回来。眼看着连车带人就要被碾在车轮之下了,彬没有犹豫,硬是把红马拉着的土车拽到村道左边的壕沟里,土车翻了,彬被砸到车下,一个三十多岁的生命从此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生产队,小社会,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过的事情犹在眼前。
  字数:5354
   2017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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