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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承上启下

2020-09-17叙事散文孙本召
承上启下文/孙本召父亲入土后,总有一些草茎淘气地爬上他的额头。他不恼不怒,任凭这些草儿撒欢。他隐藏在草丛中,像一只孤独的蟋蟀。他关心的,关心他的,瞬间归零。我接管了他的家事,他的家风,他的家道。同时,以一个父亲的姿态在村子里出现。我东溜西逛

承上启下文/孙本召
  父亲入土后,总有一些草茎淘气地爬上他的额头。他不恼不怒,任凭这些草儿撒欢。他隐藏在草丛中,像一只孤独的蟋蟀。他关心的,关心他的,瞬间归零。
  我接管了他的家事,他的家风,他的家道。同时,以一个父亲的姿态在村子里出现。我东溜西逛的时候,会踩到他的脚印,会闻到他的气息,也会看到他的影子。当然,我也会遇到一些村子里的人。一些老者辈分高,在村里待了一辈子,和父亲一样,脸上有了村子的记号;和我同辈的,年龄仿佛的,大多能叫出小名,外号也喊的。我在村子里也四十多年了,村子知道我在,但我对村子还是一知半解。侄子辈分的,孙子辈分的,在眼前绕来绕去,也不敢认,安不上户头,叫错了名,怕被人笑话。这样的一种隔代现象,父亲不能怪我,如果他在,他也叫不出几个名字来。
  母亲说过,我走路的样子七分随父亲——头稍微向前,步子不大,但走得急,像有什么事似的。我开始关心我在村子里走路的样子。我走路的时候,是有许多人在看着的,尤其是父亲走后。我知道有的人不是想看我走路的样子,而是想看我会不会走路。我走我的,以自己的想法走着,特别想父亲的时候,甚至会穿上父亲留的某件衣服在村里走来走去。其实,我清楚的很,不光是左邻右舍的人在看我,村子里的一朵花,一棵树,一株草,一粒粮食,一条狗,一只猫,一只鸡,一只鸟都在看着我。我走路的时候,步子尽可能轻缓,避开一些矛盾,避开一些世俗,避开一些忧伤,不去叨扰一朵花开放,一棵树长叶,一株草发芽,一粒粮食饱满,一条狗夜巡,一只猫午睡,一只鸡啼明,一只鸟归林。
  闲下来的时候,或者,一个人的时候,我有三分走路不像父亲,一分是想他的时候,我会低着头走路;一分是很想他的时候,我会原地踏步走路;还有一分,是我特别想他的时候,我会一声不响地走路。实际上,我不管怎么走路,村子里的人都认识我,我是一个教书匠的儿子。
  父亲说过,人不能扛着眼睛走路。第一次听这句话的时候,我笑话过他。父亲做为一个堂堂的人民教师,竟然说了一个病句。今天想来,父亲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我和父亲相处四十一年,他的眼睛一直在他的脸上,一刻都不曾上移过。他看人,眼睛一直是平视的,村子里的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他都搭理着。“他是个好人。”父亲藏在草丛里,也能听见村子里的人说的这句话。
  父亲走后的第二天,我的脊柱不由地疼起来,一股股凉气嗖嗖地穿过衣领,抵达到我的五脏六腑。我陡然发现,需要关注的东西好多好多。这些东西原来都是父亲随身携带的。它们跟随他多年,压的父亲的脊柱弯如犁弓。比如老屋,它的高矮与家庭的盛衰比值问题;比如庄稼,它的产量与勤劳的付出效益问题;比如乡情,它的疏密与人品的贵贱对比问题。这三大人生课题父亲一生都在解答,现在他把这三个未完成的课题又递交给了我。
  “自己的土地自己种,庄稼才能听话。”这句话,父亲每年都会当着我的面说上两回。现在,父亲不再过问地上的事情,他一甩手,把地上的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派给了我。他伺候土地多年,有许多的经验都没有和我说,他只是勤快地做给我看。
  在庄稼面前,我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我习惯了做短工,短工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以至于父亲突然消失后,他的麦子,他的稻子开始被冷落,被嘲笑。我没有和父亲做好土地对接仪式,他把土地交给我,我却把他的土地交给别人来打理。别人照管,自然比不上对自己庄稼的宠爱,久而久之,许多杂草联手来占据他的土地。
  其实,这样的一种态势,我是不甘心的,父亲在的时候,没有一根草高过他的脚踝,高过他的庄稼。夏季,田埂上,父亲也不会放过和草交战的机会。炎炎烈日,汗流浃背,他的每一滴汗水都和晨露一起晶莹,他的大脚给每一寸土地都盖过印章。我反思自己的这种耕种模式,这样做,是不是对父亲颜面的一种攻击。我忐忑不安,多次做梦,看见父亲面对一地的杂草,满面愁容。
  让我感到蹊跷的是,每年霜降后,父亲就变得慵懒了。他对每株草极尽仁慈。不在动刀,不在动手。他只是有事没事去地里转悠,我不知道他去看什么,有什么值得看。此时的草开始在霜的面前低头臣服,它们匍匐在庄稼的脚下苟延残喘。秋稻一根根并不盛气凌人,弯着腰。父亲一个人站在地头,像个将军,他的千军万马在他的面前井然有序,丰收的决战鼓声即将敲响。父亲在田埂上来回溜达,他的大手从稻穗上拂过,掌心的老茧再一次与每一粒稻谷相遇。父亲作为一个农民,是地道的,是心安理得的。如今,我的身份是尴尬的,我有土地,自己却不耕种,不管理。村子里的人劝我不要在种地,说我平日太忙,哪有时间来照顾庄稼。我只是笑笑,知道自己不能没有土地。
  村子里和我身份一样尴尬的人很多。他们已经走出了村子,在大城市买了房,把土地包给了别人,不种不收,只拿租金。我还能认识一些地里的杂草,喊出一些名字来:拉拉藤、看麦娘、婆婆纳、稗草、鸭舌草、牛毛毡、莎草、千金子等。村子里的90后,连草也不认识,耕不好田,撒不好种,薅不好草,打不好药。他们不会考虑草和庄稼谁高三分,谁矮半截,也不会考虑庄稼的价格和收成。他们考虑的是打工的城市哪个更繁华,哪种工作更容易挣钱。
  今年清明,我坐在父亲的坟前,和他促膝而谈,我自言自语的叙述更像是一场演说,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听进去。我告诉他,我看到了一些高高低低、真真假假;看到了一些来来往往、分分合合;看到了一些生生死死、悲悲喜喜。我顺着父亲来的路跟随着暮归的雀影回家。脚下的草露出脑袋,还没有高度,地里葱郁的麦子高过密集的野草。我高过葱郁的麦子,低于忧虑的屋檐。安静的屋顶低于高大的家树,高大的家树却不及纯净的云朵的脚跟。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谁和谁都保持着一种距离,一种恰到好处的存在缝隙。回头,我看见父亲凸起的圆形屋子,在夕阳下,金碧辉煌。
  一根草有它的枯萎与盛装,一株麦子有它的成长与收获,一个屋檐有它的人语和雨滴,一棵树有它的叶落和滋芽,一朵云有它的孤寂和悠哉。那个清明,我与父亲告别后,开始越发亲近老家的村子,主体症状表现在:回家的次数明显增加,回家一定要看看父亲的样子,和他说一声,我回来了;回家必定去看看我们的庄稼;回家一定会玩上一个半天;回家一定会在在别人家蹭顿饭;回家一定会和儿时的伙伴聊上几句。还有,我不由自主地掺和了村子里的一些事,比如:别人的庄子都有了村村通水泥路,我们的村子为什么还是石子路的讨论,并领着自己所在的小队集资了修路款;比如:参与了我们村的公益性坟墓应该在什么地方安置问题研究;比如:收回沟渠岸上的白杨树承包管理权的集体募捐;比如:积极倡议并组织关爱五保老人爱心公益活动。这些事情,我没有和父亲商议,都是自作主张。
  三年了,我利用一切闲暇的时间去回忆父亲的点点滴滴,包括,在一些公众场合,别人和我聊到他,我都感到做他的儿子,是一种荣耀。父亲交代的一些身后事,我都在执行着。和他交集的这些年,我们是父子。他不在了,与他承上启下,这是父亲做为一个数学老师给我布置的一个语文命题。我不担心做不好,因为我是一个教书匠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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