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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我要活得更长

2020-09-17抒情散文李兴文
我一直记得一些人,他们早就回到了城市。也只是回到从前的城市。他们正与从前的城市一同老去。他们都要死去了,但他们的罪恶还在活着,正以变种的样子潜入崭新的城市。我是此罪的一个恶果,我要得到清偿。我正努力活着。那些很早以前就回到城市里的人,没有赶
  我一直记得一些人,他们早就回到了城市。也只是回到从前的城市。他们正与从前的城市一同老去。他们都要死去了,但他们的罪恶还在活着,正以变种的样子潜入崭新的城市。我是此罪的一个恶果,我要得到清偿。我正努力活着。
  那些很早以前就回到城市里的人,没有赶上或抓牢日新月异的城市,他们只好掉落到从前的城市,徘徊在从前的生活。我也一样,无法把握越来越健硕的城市脉搏,同那些衰老的邪恶一道,正被张狂的城市变成一粒粒微不足道的尘;除了一只看不见的巨手,谁也无法单枪匹马地对城市生杀予夺。这是一种罪恶的余波。但人老为妖毕竟是老道而练达者较好的命数,他们一直在暗中凭恃着那只无形的巨手。他们都要死去了,但他们的恶在城市坚硬的土壤中找到了新的延展方向,得到了更加丰沛的滋养。魔亦有道,他们千变万化地活在城市,并且活得极其安稳的。
  我是一个最无出息的城市求生者,我的生活也就不关疯狂消费和恣情娱乐——我的贫穷是我的城市身份所不能改变的,作为一粒自卑的尘,我不能不是谨小慎微的。
  好吧,我还拥有自卑,我就不是完全的虚无。若说活在城市必然有所作为,我又无法融入城市的娱乐和消费,我的作为便是背负着自己的自卑,从城市生活的边缘倒退回去,退到我的自卑产生的来路上,一路往回摸索。
  自卑的起点不是我摸索的终点,那个起点还有个源头的,我很愿意继续向前寻找。直到寻见致我为平庸与残疾的种种恶,赤裸裸地和我对面相遇,我就与恶的肢体和恶的灵魂对峙。
  我和那些人相遇的时候和地点显示出,他们很年轻,我很幼稚;比方说,他们是老师,我是学生,或者,他们是大人,我是孩子。
  在那时候那地方,有人告诉我,我的那个初中政治课老师——我已有感觉,更同意很多人的看法——他很凶恶。当然,看起来,他的表情确实是永远僵直而冷峻的,这样,他的那张脸总是显得很长很长。
  我的同窗中,有一个人对政治课老师总是谈虎色变闻言心惊。当在学校里不得已和政治老师偶然对面相逢的时候,他只能对着政治课老师瞠目结舌两股战战,突然间不会走路。为时不久,那个同窗想出了消除苦厄的好办法,凡有政治课的日子,他就逃学一天。在逃学期间,有人看见他在田间地垄上转悠,有人看见他躲到学校所在村子深深的巷子里。但据更加可靠的说法,他经常独自逗留的地方是一孔废弃的砖窑。
  其实我早有类似的打算,不过,我的头皮仿佛比那个同窗的更硬一些,没有逃学,而是咬紧牙关坚持天天上课,虽然上课的时候比支农和参加批判大会的时候少得多。每堂政治课上,我的心头都是抽得很紧很紧的,并伴有耳鸣和目眩。
  我想,更多人应该与我有一样的感受吧,我的心里总在祈求每堂政治课能够快一些结束。但越是那样指望,那一节节政治课就显得格外漫长。
  不用说,在那样的课堂上,我通常都是呆若木鸡的。实在无法忍受那种煎熬,第二等指望也就随之产生了——求告,求告,但愿老师不要盯视我,他那双鹰鹞一般的眼睛总会让人浑身凉透的。要知道,那双眼睛在谁的脸上停留下来,那个人就要遭殃了,而政治课往往也就变成一堂现场政治课。
  那时候,我们坐在1975风格的教室中,所有的窗子都是没有玻璃的,据说全被砸碎了,也据说从未安装过。到我坐在里面上课的时候,所有的门扇、窗框都是残破的。所有的桌凳都关节松动损边缺角,触碰之间随时可以自行解体的。上课铃一响,大家如潮水般涌进教室,很熟巧很迅捷地组合、安装散架的桌凳。特别是在上政治课之前,所有人像众鸟归巢一般更加提前涌进教室,组装好桌凳,赶快坐定,等待老师。在政治课上,任何桌凳都不可以散架,甚至不能发出“咯吱”声的,毕竟,散架和发声是能够证明人没有坐好也便没有安心上课的。是的,绝对不能出现课桌倾斜凳子翻倒的事情,我们必须把课堂秩序维持得好好的。尽管看上去我们都靠着课桌坐在凳子上,事实上,我们都在努力构建并保持复杂的受力平衡,我们的身体和松动的桌凳在艰苦卓绝地相互支撑。
  “李四娃,你的爷就当过国民党匪兵,你看你那一副‘特务’的样子!”
  “关云成,想啥哩,你爸爸就是投机倒把分子,莫非你也想去贩卖猪娃子?”
  “王景明,你的太爷就是恶霸地主,你现在还这样不老实,简直是一个残渣余孽!”
  教室里就鸦雀无声,连一只只苍蝇都纹丝不动,仿佛一切都被冻僵了。
  那个常常逃学的同窗,其实也没有被老师冠以什么令人魂飞魄散的名号,更没定什么罪行,只因有一次被政治老师提问“什么是修正主义”,他无言以对,只是一味把眼睛和口张得大大的对着老师,仿佛想用大眼睛和大口来求得老师的原谅或宽恕。但老师还是狠狠地训斥他挖苦他了。直至下课,他那双出奇的大眼睛和那张大口都没有自然松弛或关闭,我曾猜想,他也许忘记了自己的眼珠是可以转动的。
  自此,他再也不上政治课了。
  有一次,政治老师在操场上将他截住,开始训斥、辱骂。老师大概气坏了,咬牙切齿还不够,又拽住那个学生的耳朵狠狠地拧,是翻来倒去地拧,那个学生也就随之前俯后仰,嘴脸歪斜,面如土色,活像一只被老虎咬住而瘫软的兔子。
  接下来的整个上午,或者是整个下午,全校都没有上课,而是由政治老师一人在操场上上了一堂现场政治课。学生们都是自觉去听的,大概觉得政治老师的现场授课尤其不能缺席,人人安静地站着,听着,看着,仿佛一旦绕过那个现场缺了那节课,将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比如被命名,被归罪,被训斥、被挖苦……
  在课堂上作为老师的现场教材,许多人都经历过了,侥幸剩下的,为数肯定不是很多。但剩下的不等于幸免,我属其一。我的内心压力之巨大常令我头晕目眩。我内心的紧张程度比我直竖而蓬乱的头发增长得更快。知道那道难关很不好过,就希望那种关照不要降临;也知道那件事谁也躲不过,又希望早些发生,好让一场必然的噩梦早些结束。越到后来,我越感到老师要盯视我了,要对我指名道姓了,要训斥、挖苦我了,要对我命名、归罪了,我就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应对老师的发问或非难。
  让我忧心如焚的另一件事是那些不争气的桌凳。有一次,我们同桌三人坐的那条长凳开始向我这边倾斜了。按照常例,我们应该一起拯救。但那天的政治课上,老师已经收拾过三个学生了。也许是同桌们早已无法顾及拯救凳子的事了,也许他们和我一样真的不敢轻举妄动,就任由倾斜的凳子发出“咯吱吱”的响声继续向我这边倾斜,其余两人仍不思拯救而端坐听讲。出于本能反应,我把右脚向外迈出一点,想获得新的支点继续支撑摇摇欲坠的凳子。但这个细微的动作没有逃脱老师的鹰眼。他踱过来,拽住我的耳朵,把我甩到墙角。就在我离开座位的瞬间,那条凳子发出清脆的一声响,解体了,连人带凳,轰然委地。
  很可笑,但没人笑。我那两个同桌就变成新的现场教材了。老师也许因此暂时无法关顾我,我也就暂时躲过了一劫。
  第二年,他当校长了——他居然当校长了!
  他好像是在反什么风的热潮中荣升的。
  自此,他那张脸更加僵直,拉得更长,表情更冷峻,双眼射出的目光也更加犀利。他的目光所到之处,全是寒意所致的哆嗦或死寂,即便在盛夏,他的身影和声音也会给四周带来彻骨的冰凉。
  有一个跛腿的物理老师,他是极其无畏的,曾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和那校长对骂过好几次,并且,每次都是物理老师大获全胜——校长似乎有些害怕那个物理老师,每次对骂到最后,都是校长先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长时间不再出来。
  不过,因此校长对学生的训斥与挖苦乃至肉体惩戒也就变本加厉。
  物理老师曾半公开地告诉学生,前些年的校长是一个很能打人的“干将”,药材站站长头上的一大片黄瓜状的疤痕,就是校长当年用扁担打成的。药材站站长的罪名是“奸商的后人”和“受管教分子”。我不懂那些,只觉得站长很可怜,过早谢顶的头上又留下一块黄瓜状的疤痕,确实让人想起无边的苦难。我对物理老师是敬爱有加的,一直认为他是“刘闯”和“雷刚”式的英雄好汉。至于物理老师的跛腿,另据校外人士私下说,是前些年,那个未当校长的政治老师指使学生干的。
  我对校长的恨深沉而隐秘。除了耳闻目睹的他的文治武功,我还恨他那双鹰鹞一般犀利的眼睛,以及那张极其冷峻的脸,至于他慢条斯理的说话和带有破碎音效的吼叫,我的感觉是恐惧且厌恶。对于他,我心有余悸又挥之不去,一个人静处时,不免要以极端的恨意来平衡那种煎熬。
  我的初中生涯将告结束,但还未遇上他对我提名道姓的训斥、挖苦乃至无法预想的肢体惩戒。我的恐惧就越来越深重。我预感到,他一定在酝酿着更新更有效的惩戒手段——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曾幻想我的“贫农”出身以及我较好的学业会让我免于劫难的,但我对此总缺乏足够的信心,多数时候,我都在等待那个艰难时刻的来临。
  两年初中生涯很快结束。要么接受学校和公社的“推荐”上高中继续深造,要么申请自愿回乡务农。我选择了前者。
  后来的事实完全击碎了我幼稚的幻想,我没有被“推荐”上高中。物理老师告诉我,校长坚决不“推荐”我!
  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得前途和未来是什么东西,只是知道我不能再上学了,内心里有过凄楚的。后来,大人的愁容和啜泣才让我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假期即将过去,大人执意让我去复读——我依然不懂其中意思,只是隐隐意识到大人的悲伤与绝望需要我的听从来抚慰。我就去复读了。
  一年以后,恢复高考,我顺利考入县一中继续读书,然后,一鼓作气走完了求学之路。
  我似乎应该感谢那个突然斗转星移的时世,但我更应该感谢的其实是我执着而英明的父母,是他们逼我走向伸手不见五指的未来,鼓励我寄希望于根本无法看见的那一丝微弱的光;因为我遭遇了那段无法预测的黑暗,也才有机会赶上“天再旦”的良辰美景。父母的逼迫,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起点!
  我也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先当政治老师后当校长的人。记住他,一是想记住我人生的起点遭遇的黑暗如何影响了我的一生,二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或挣扎,把那种黑暗变小、变弱,最好让它气绝身亡!从我考入县一中那天起,我就认定自己虽是一粒孱弱的种子,但不论有多孱弱也是一粒种子,我要发芽,我要长大,我要开花结果,最后最后,我一定要长成一棵健壮的大树!
  这也不够,我还要看着他和他的邪恶一同老去,老而无力,痴呆,最后成为走肉和行尸,我要清算他和他的时代犯下的所有罪恶,消除我内心的恐惧,治愈我心灵的创痛,雪洗我蒙受的一切耻辱。他们使我对仇恨过于敏感,对爱过于迟钝,他们是罪孽很重的;我曾多次想过,如果这一切都能够反过来,世界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样子,人人可能更诚恳更宽容;如果他们心存仁爱气量够大,今天的生活就不会有如许多的悖谬和悲情——我和我的同时代人被改变了,变得贪婪而狭隘,猥亵而自私。那么,我们本来是或者应该是的样子——是怎样的呢?那个可爱的模本,它还在这块土地上,还是已经流落到这块土地之外的什么地方了呢?
  我和我的同龄人,是迷途多年而不知返回何地去往何处,是失去家园也失去自己的一群。但也是时候了,我们该为那些罪人和罪恶设定最后的审判日了。审判之后,我还要为他们和它们唱一支挽歌。
  在我进城工作之前,他先进城了,还在城区一所小学当校长!据他的一个竞争对手无意透露,他进城之后似乎很担心以前的种种不良行迹而殚思极虑,试图防范与对抗。垂垂老矣,做恶之人终究会有夙夜担忧随时碰上寻仇者的时候!但他没有坐等那些事情的发生,他行动了。他就派遣他的女人,利用业余时间,在县上“一把手”家里义务做了两年保姆。他得到的回报是,他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儿子被调入公安局,不久又当了刑警队长!
  也许,至此,他应该睡个安稳觉了吧。
  我却不信,那些作恶多端的幽灵真能找到一劳永逸的投胎转世的主!我信“天眼”,我在等待。我相信,在世间犯下的罪责,必须在世间清偿;留在世间的恶,必须经由受难者认定的方式来做了结;有罪的灵魂,必经审判,才有资格被天堂和地狱决定去向。
  虽说是县城,它也越来越大了。在楼宇森林之间的人海中,我也偶见那张拉得更长、更僵直、更冷峻的脸,但因为终于老态龙钟了,那张脸上的杀气大不如前。他好像同样没有气力跻身于这个消费到昏昧娱乐到癫狂的城市,而是只顾以老年的步子,低头走他自己的路。我知道,他想隐藏或抹去一些什么。他把那些东西转移了、扩散了,甚或变异了,并已得到新的保护。他可以安心等死了。
  我却坚信,对恶者及其恶迹,这个世界不会一笔勾销的,毕竟,还有许多罹难者在这世界上活着,在盼望和等待那个审判日及其结果!在此之前,我也将好好地活,活到寿命更长,长到见证那个真正回暖的日子。   20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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