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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守护好生命中的舍利子

2020-10-06叙事散文李镜泷
守护好生命中的舍利子                 ——《文化血脉》给予我的启示在鹤庆,有一群以业余之身勤于笔耕,却默默无闻从事地方民族文化工作的“边缘文化人”。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地方民族文化工作,似乎很不合于当前文化的主流,而且他们的研究
                 守护好生命中的舍利子                 
               ——《文化血脉》给予我的启示   在鹤庆,有一群以业余之身勤于笔耕,却默默无闻从事地方民族文化工作的“边缘文化人”。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地方民族文化工作,似乎很不合于当前文化的主流,而且他们的研究活动,全都因个人的兴趣爱好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并不是国家或政府支持下的文化行为,所以我便勉强将他们称之为“边缘文化人”。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我有幸认识了他们中的几位,如编写了《鹤庆碑刻辑录》和《朝霞山志》的杜宽活老师,编写和出版了《鹤庆县政协志》和《鹤阳史话》的梁波老师,写有《精神家园》和《文化血脉》等研究地方民族文化著作的章天柱老师等。
  从这些“边缘文化人”身上,我真切地感受到一种非学院的淳朴的学术精神。也许,由于他们没有受过正统的学术训练,他们身上不具备丰厚的理论素养,因此他们的文章看起来不是很严谨,但正是这些看似稚拙的作品,给我们勾勒出了一部相对完整的地方民族史,使我们能够从中品读出这个地方过去和今天种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内涵。
  粗粗翻阅章天柱老师新出版的《文化血脉》一书,我再次被他对地方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所感动。记得当我把章天柱和梁波老师引见给我大学时的文明元老师认识时,文老师激动的对我说:“他们在自己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能够花费大量的精力从事地方民族文化的研究活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学里的教授学习,我真是太敬佩他们了!”
  在《文化血脉》的后记中,章天柱老师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从小就独钟民族文化,梦想变成一只蜜蜂,采摘花海中的百花花粉,酿成甜甜的蜜,回报哺育我的民族。” 章天柱老师30年来走过的足迹,正证实了他曾经的梦想,如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同时在陶阳、李缵绪、杨知勇等民族文化学专家的不断关怀和指教下,在当地县委、县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他“终于酿出了几滴苦涩的蜜汁”。
  虽然我大学读的是历史学专业,并且曾经学习过相关的民族学和田野调查课程,但由于在学校里不认真学习,毕业后又学业荒疏,面对章天柱老师捧出的这“几滴苦涩的蜜汁”,我不敢妄加评议,我只想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谈几点从书中获得的启示。
                
             一、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
  鹤庆的“边缘文化人”们之所以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地方民族文化的研究中,一定是民族文化本身所具备的独特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那么,民族文化的魅力何在呢?
  在章天柱老师的《文化血脉》中,《关于建立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学派的思考》一文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他说,“通过研究,我们不难发现,隐藏在这些风俗表现背后的是该民族最早的人类的生产斗争,社会实践和精神世界。深邃而丰厚的蕴含体现的是一种民族精神。通过精神文化这座桥梁,各民族之间的民俗文化互相吸收和融合,形成一种多民族优秀文化成分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对人生、自然和社会的总体看法——崇尚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虽然各有自身的独立性,又能通过民族精神这座桥梁融合成一种体现各民族共有的以美学为核心的人文晶体。”
  在各民族文化中,贯通着一种追求和弘扬真善美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又最为直接地体现在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中,包括平时的祭拜祖先、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民俗活动。也许,正是体现在各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真善美因子所凝成的“人文晶体”打动了这些“文化边缘人”柔软的心,他们与本地各民族休戚与共,从各民族历史的沧桑巨变中感受民族文化永久的美学魅力,并因此终身痴迷,抱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态度默默从事没有多少人关注的民族文化研究。
                
              二、 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
  对民族文化的尊重,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研究者首先应该具备的态度。中华文化是一个大熔炉,它的构成不仅仅是占主流的儒释道文化,它还包括了各少数民族创造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各民族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在民间社会形成的民间文化传统。如果要科学、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华文化,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各民族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同样是构成我们“精神家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我在章天柱老师等“边缘文化人”的身上,还确切地感受到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赤子之爱”。在那些拿着国家工资和各种补贴的大学教授身上,我们很少能感受到这一点。章天柱老师等“边缘文化人”的研究,没有私心,不计报酬,完全是一种自觉自发的个人行为。他们为了自己所喜爱的事业,可以自己掏钱去搞田野调查,并不惜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找、整理资料。他们背后,没有国家立项的科研项目在催逼,没有各种名目的教授头衔在等待,所有的只是一种对本地区民族文化的赤诚之爱以及挖掘、传承、弘扬本地区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
               
              三、研究民族文化的心理准备
  与其它文化课题相比较,民族文化的研究不是一门显学,所以,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工作者,应该有耐得住寂寞的心理准备。
  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往往不被人理解。有的人认为,把本民族已经过时的东西介绍出去,其实是在揭本民族的疮疤,是在给本民族出丑;有的人则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民族风俗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重现,所以再去对难以再现的事物加以研究,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而那些搞民族文化或民俗文化研究的人就是一些怪人;更有甚者,认为民族文化的研究就是在搞唯心主义,在张扬封建迷信文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极为不利,应该加以禁止。
  所以,要想真正进入冷僻的民族文化研究领域,就要敢于正视以上种种对民族文化研究的偏见,要沉得下心,能够抵御住各种物质的或名利的诱惑,要有一种把“冷板凳”坐到底的决心和毅力。
  章天柱老师等“边缘文化人”的民族文化研究,基本上成了他们毕生追求的事业,他们大多从年青时候便深深的喜欢上这份业余工作,并心甘情愿为之付出种种物质上和生活上的牺牲。对于他们而言,工作的寂寞和清苦是意料中的事,他们知道,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越是没有人愿意做的工作,越是值得他们为之付出一生的心血。相对于那条几十年坐下来的“冷板凳”,他们的心一直是热的,并一直与整个世界和人类真诚的心灵相连相通。
           
                   四、研究民族文化的正确方法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作家张承志《心灵史》的出版,给中国文化界带来了一次不小的震动。在这样的文本面前,人们一时难以给出准确的归类和评价。《心灵史》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在《心灵史》一书中,既有严密的学术考证,又有民族的、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多声部合奏,张承志以他回族哲合忍耶教派在当代代言人的身份,以他刚柔相济、诗史相融的笔触,将哲合忍耶隐忍而不屈的百年历史做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其实,《心灵史》所取得的成功,正得益于张承志多年前从事历史学研究时确立的正确的学术思想,是他认真践行自己提出的“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后的一种必然结果。
  在《采风的回顾》这篇文章中,章天柱老师指出,“参与考察法是田野作业中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法和技术,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基础。”在具体的调查过程中,“我不单是深入实地和现场,亲眼观察和记录每一民俗事象的‘外壳’,而是全身心地投入进所调查研究的社群生活和文化环境中。长期在那儿住下来,和被调查的人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并参与他们的各项活动。还向他们学习民族语言,在感情上同他们融成一片,在生活和心理上,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章天柱老师提到的这种“参与考察法”,正与张承志提出的“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不谋而合。我想,只有真正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融入到被研究的对象中,想被研究对象之所想,思被研究对象之所思,不强行把某种既定的文化观念或价值评价体系带入研究活动中,才具备了做被研究对象之“代言人”的资格。张承志在为写作《心灵史》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了对哲合忍耶教派的认识,并最终开了当代作家信教的先例,成了哲合忍耶教派中的一员,取得了本民族本教派对其“代言人”身份的认同。
  由于章天柱老师自觉地践行了“参与考察法”,才使得他“不仅加深了对这些民族的了解和同情,而且取得了一种比较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觉充当这些民族的护卫者的责任感,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做个真诚的代言人”。同时,正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得当,也才使得他能够很快发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场”,获得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准确捕获到那些“承载中国古老文明的点滴光斑”。
                
                 五、研究民族文化的社会意义
  民族文化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所以民族文化对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有着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一个在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浸染中长大的现代青年,无论他(她)做出怎样激烈的反叛姿态,他(她)都无法摆脱本民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对他(她)施与的心理塑造。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其实就是在做一次次虔诚而纯净的“认祖归宗”,是为褪不去一身黄皮肤的我们寻找共同的“文化血脉”。
  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至少具有四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了解民情民意,为资政提供依据;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三是挖掘传统美德,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四是丰富文化资源,为文化创新提供不竭动力。
              
              六、研究民族文化对研究者自身的意义
  民族文化的研究者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研究对象对自身的塑造和改变。
  一个虔诚的、已经深入到所研究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研究者,同时也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所研究的民族文化的活的载体。研究者在苦苦寻觅民族文化的光斑,当越来越多的光斑被发现,研究者已渐渐成了一个新的“光源”。研究者在民族文化的花海中恣意畅游,当越来越多的花粉被采摘,研究者自身也成了酿蜜的花坛。
  在《文化血脉》一书中,有很多篇章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认为这些篇章中提供的一些“原生态”式的资料,有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挖掘的重大意义,如《鹤庆白族祭祀本主习俗调查》、《鹤庆白族“朵兮”》、《白族“伸浓止滴”习俗考察》、《鹤庆马帮习俗》、《鹤庆梨园习俗》、《滇西解放前土匪黑话、行规及其禁忌》、《普米族的“八卦图”》等。作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章天柱老师已经做得够尽职尽责,而且对有些专题也已做了一定的理论探讨。但正是这些“原生态”式的资料,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思考和研究空间,值得后人去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把前人遗留下来的这些民族的、历史的文化信息研究深、研究透,使我们能对人类的生存现状有一个更清醒而全面的认识。基于此,我认为章天柱老师的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很有意义,他的研究是自足的,他为本民族本地区人民,甚至是我们国家的民族文化研究领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研究中成就了自己,他在默默无闻中奉献出了自己的光和热,花和蜜。
  好在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章天柱老师以自己不俗的成绩,于2007年获得了由世界民间艺术家协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书法家协会颁发的“世界艺术家华表奖”。2008年,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的推荐下,章天柱老师以其近几年在民族文化采录、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荣获第一届(亚太地区)民间艺术家最高奖“金飞鹰奖”终身成就荣誉称号。
  在《文化血脉》一书之前出版的《精神家园》后记中,章天柱老师用了这样一段话来总结自己所做的民族文化研究工作:
    
    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我的信仰,自己今生将永远守护着她!就像守护着一颗舍利子。她的光泽
  非常美丽,照耀着我的灵魂。生命之灯只有自己才能点亮它,而点燃我生命之灯的火种,便是民族文   化。
  章天柱老师有幸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那颗“舍利子”,并精心的守护着它,同时也守护着自己美好的人生。
  但愿芸芸众生,都能通过不同的途径,找到生命中属于自己的那颗“舍利子”,并守护好这颗“舍利子”,让她美丽的光泽,照耀出一颗颗美丽善良的灵魂。
            
          (2008年12月20日星期六,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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