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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常客•稀客•贵客

2020-09-17叙事散文尹承勇
我是出生在六十年代的农村人,回忆起童年,只有两种记忆,一种是累,一种是苦。春天来了,昆虫飞舞,捉老麻虫喂鸡是孩子的常活。每天下午放学后,父母塞给一个瓶子,就把我们这些孩子轰到田野去捉老麻虫。老麻虫傍晚时分从土里钻出来,飞上树枝,栉次鳞比,就
  我是出生在六十年代的农村人,回忆起童年,只有两种记忆,一种是累,一种是苦。
  春天来了,昆虫飞舞,捉老麻虫喂鸡是孩子的常活。每天下午放学后,父母塞给一个瓶子,就把我们这些孩子轰到田野去捉老麻虫。老麻虫傍晚时分从土里钻出来,飞上树枝,栉次鳞比,就像树上冒出的榆钱,排成一串。我们就像捋榆钱一样,一捋一把,攥在手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灌入瓶子里,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这样的喜悦却是凤毛麟角,因为老麻虫是飞行昆虫,多数时候则是手刚刚抓住树枝,它们就不约而同地飞向天空,最终一无所获。我们也就常常在月亮挂在东天、炊烟弥漫村庄时,才怏怏不乐地回家。有时也会受到父母的斥责,因为鸡喂不饱,就不会准时下蛋;鸡蛋攒不够,那我们的书费就成了问题。
  夏天到了,野草遍地,割草喂猪、拔菜养羊、捕鱼喂鸭成了孩子的常活。每天早晨,天还未亮,我们就会在睡梦里被唤醒,怀着一肚子恐惧走向田野。田野是那样的苍茫,天空是黑暗,更何况还有大大小小、参差错落的坟堆,心里不由得就会冒出可怕的念头。听伙伴们说,当害怕的时候唱支歌就不害怕了。我如法炮制,却仍然害怕。尤其是被惊醒的野兔突然窜出来,飞奔而去,就会吓出一身冷汗。也有心情镇静的时候,那就是月亮还没有落下,把整个大地照得亮堂堂的,四周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因此每逢之时就想,如果每天早晨都有月光多好,又为梦想不能实现而痛苦。
  秋天,草木干枯,霜降叶落,砍柴、扫树叶是孩子的常活。秋风一来,树叶铺天盖地地洒落,的确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气势。身穿单衣的我在秋风的威逼下瑟瑟颤抖,然而一想到一日三餐的燃料,就鼓足了劲头,耙子一动起来,身子也就温暖起来了。砍柴是在无风的天气里,田野里那些不被猪羊欢迎的杂草,是带刺的苍籽棵和蒺藜秧,夏天不会被人割掉,因此就长得特别大,特别长;到了秋天就成了灶下的柴草,成了我们孩子争抢的好东西。有时虽然扎破了手也不会惧怕,毕竟五六棵就能做一顿饭。
  冬天,冻风凛冽,扫碱土是孩子的常活。庄稼收完了,柴草砍尽,田野里一片空旷。寒风就无所阻挡地扫荡,因此也就特别寒冷。我无可逃避地来到田野,找到那些荒地,哪里白得耀眼,哪里就是我们的劳动场所。一手拿笤帚,一手拿簸箕,将碱土堆成堆,再撮进口袋。碱土里有一种东西叫硝,把碱土熬过,会分离出来。这东西熟皮用,可以卖钱。尽管冻得手发麻,脚发疼,也没有罢工的想法。因为碱土里有一家人的油盐酱醋啊!
  劳动出力还不算是最苦的,最苦的是人们的饭食。红薯面窝头是常客,一日三餐常拜访。那个年代生产技术落后,劳动方式又抹杀了人们的积极性。俗语有言,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蛋的。远远望去,田地里草高苗稀,坡沟壕沿杂草丛,农业收入少的寥寥无几。人们不肯出力,却异想天开地想高产。据说红薯是高产作物,一亩地可以收五六千斤,因此全国各地大面积的种植。红薯就成了人们的主食。红薯属于瓜果类,鲜红薯吃不多长时间,储存不好,就会烂掉,于是人们又把它切瓜分片晒成干。红薯干就成了人们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食物,煮着吃干,磨碎吃面。食品样式也不少,红薯面窝头、红薯粉条、红薯面饼、红薯煎饼、红薯面条……但毕竟都是红薯。第一顿吃味道甜,第二顿吃胃反酸,第三顿吃难下咽,更何况是顿顿吃。这样的饭食令人发怵,每顿吃饭都是硬着头皮,屏住呼吸,粗粗地嚼,伸长脖子瞪着眼吞咽。
  劳动成果没成为人们的美食,大自然却给了人们无私的馈赠。野生的枸杞果、茅草蒂、茅草根、酸菜果却成了我们孩子的美味。夏天,沟渠边茅草绿油油一片,顶端生长出芽孢。我们这群孩子成群结队来了,一边拔草,一边采摘着茅草蒂。摘够一把,坐在一起,咀嚼着。茅草蒂柔软香甜,比吃红薯味道要好的多。有时也用铲挖茅草根,吃起来脆脆的,甜甜的。枸杞果是生长在坟墓边,一个人不敢去摘,人多的时候,就成了争抢的美味,也常常因此被扎破了手,但吃枸杞果感觉很美,将红红圆圆的枸杞果放在嘴边,用手一捏,嗞的一声,枸杞汁就喷在嘴里,顿时一股酸甜的味道灌满口腔。还有一种草,叫酸菜,叶子绿绿的,吃起来牙酸得好一阵没感觉,但果实是又好看好吃,形状是又长又圆,像一支支纺锤,嚼起来味道甘甜,还有一缕清香。
  玉米面饼子是稀客,偶尔也会出现在餐桌。因为玉米产量低,种植面积也是很小的。每隔半月,就有一次机会吃到它。它驳杂地散落在红薯面窝头里,十分稀少,黄灿灿的,十分显眼。开饭了,我盯着它,总想伸手抓起来,吃个尽兴,然而那是不可能的。每逢这个时候,我总是拼命地吞咽红薯面窝头,然后打饱嗝,父亲也会笑着掰下一块玉米面饼子,递给我,说道:“打打尖!”那块玉米面饼子实在太小了,也就是整个饼子的五分之一。我接过来,仔细地咀嚼着,不肯一口把它吃光,好像嚼的时间越长,味道越多。
  小麦面馒头是贵客,逢年过节才能有幸吃到。一家人劳动一年,也只能分到一口袋小麦,吃起来格外地计较。只有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才能吃到。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吃得肚子圆圆的,一顿好像要吃出一天的。每次打起饱嗝,也舍不得那香气飘得太远,总在嘴里憋上一阵,让它变了味道,才呼出口外。这种美好的感觉久久难忘,于是天天掰着指头盼过年。
  记得有一年,参军的表哥回家探亲。我看着他神采奕奕地样子,就偷偷问母亲:“娘,当兵都吃是嘛饭?”母亲看了我一眼,笑着说:“馍馍蛋子,猪肉片子!”我羡慕地看了一眼表哥,心里产生了一种愿望——长大后,我也要当兵。馍馍蛋子不多见,猪肉片子更是难以尝到。自己家也养羊喂猪,但从来不杀猪宰羊,而是卖掉,用钱籴统销粮。鸡蛋鸭蛋只有感冒了,干咳的厉害,父母才会用棉油炒个鸡蛋止咳。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待遇,于是就盼着多感冒几次,能享受吃鸡蛋乐趣。尽管冬天穿着薄衣,说也奇怪,却也没有感冒的机遇。除此之外,卖鸡蛋的钱就都做了我的学费。扫碱土卖的钱是一家人穿衣服的费用,一年一身新衣服,需要替换,就穿旧衣服;要么换季时,把棉袄的套子揭下来,当单衣穿。这样的工作经常在夜晚做,我们钻进被窝,母亲在油灯下开始了拆衣、揭棉絮、再把外皮缝制好。第二天就穿上了单衣。如果不小心挂破了衣服,就会受到父母的埋怨。
  劳动艰苦,饭食艰苦,但那时的我们也会苦中作乐。一块胶泥在我们手里一过就成了泥哨;一根柳枝在我们手里一拧就成了柳哨;一片树叶放进嘴里就成了口哨;一支麻花用嘴一吸就发出乐音……正值酷暑天气,割草拔菜热了,我们也会在蓖麻棵下纳凉;捕鱼累了,我们也会玩抽水。这种游戏非常有趣,用泥巴围成一个小池,在靠水的一边安上蓖麻杆,用两只手往小池里撩水,看水从蓖麻杆里流出,再流向河里。阴天下雨成了最享受的时刻。大人不用下田劳动,就在家睡觉;小孩就可以聚在一起玩耍。玩的花样也很多:摔四角,抽木游,撇筹,驱瓦,弹玻璃球,捉迷藏,摸迷糊,敲制钱……
  我上初中时,已经是七十年代末。那年春节后,父亲去县里开了三天会,带回一个消息,要分地。母亲担忧起来,疑惑地问道:“分了地,没牛没犁,咋种地?”父亲说:“队长说可以贷款,买牛买犁,秋后连本带息一起还。”母亲没有吱声,但她的忧虑挂在脸上。
  牛买来了,犁买来了。父亲带着一家人整天泡在地里。春天来了,父亲种二亩棉花,一家人间苗、锄草、浇水、耘地。一个月后,远望田野,棉苗整整齐齐的,蓬蓬勃勃的,杂草连一席之地都没有,全成了棉苗的领地。夏天来了,父亲又种了三亩玉米,又种了一亩红薯。还种了半亩谷子,半亩红薯。
  秋天到了,我们家收了一院子玉米。站在屋门一望,就像一座座金山;收了一院子棉花,站在屋门一望,就像一座座银山;还收了一堆红薯,一堆谷子。整个院落到处耸立着小丘,俨然成了一个群山连绵的世界。棉柴垛、谷草垛一字排开,昂首挺立;玉米秸被扔上房顶,也堆成了垛;红薯秧被搭在墙上,把院墙都盖严了。算起来,我们一家六口一年的收入比整个生产队还多。父亲又请人抹了十几个水泥缸,把玉米、谷子储存起来。还剩三只缸,我不解地问:“爹,怎么还闲着几个?”父亲笑着说:“傻孩子,明年收了麦子往哪里放?”父亲又挖了地窖,让红薯转入地下。又把棉花送到棉站,我们家见到了那些年罕见的人民币。父亲一边边数着,脸上笑开了花。那年秋天,我们玉米面饼子就成了饭桌上的常客,红薯退居二线,成了配角。玉米秸、谷草、红薯秧就成了猪牛羊的食料,结束了人畜争食的时代,再也不用拔菜割草了;棉柴成了烧火做饭的燃料,扫树叶的劳动也就成为了历史。有了这样的收入,我的学费、书费、一家人的油盐酱醋、穿衣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这年秋分,父亲又种了一地小麦。第二年夏天,我家又收了五缸麦子。于是白面馒头成了饭桌上常客,玉米面饼子又成了稀客。连续几年的丰收,我家有了余粮,红薯再也无缘光顾饭桌了。
  有一年,父亲突然说:“我们再蒸点红薯面窝头吃!”一家人都反对,父亲没有说话,这事就搁下了。事隔一个月,父亲又提起此事。这年我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渐渐懂得父亲心思,他有恋旧情怀。于是我就谎称我也想吃红薯面窝头,央劝母亲再蒸一次,母亲答应了。
  销声匿迹数年的红薯面窝头又来到我家饭桌,它成了我家的贵客。
  父亲吃得很慢,好像不是在咀嚼食物,而是在咀嚼一种味道,一种生活,一段历史。
  
山东省夏津县第六中学教研室 尹承勇 邮编:25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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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木门长子 于 2014-4-20 21: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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