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的记忆

　　老愚在他的新作《关于钱的记忆》里，说他小时候提着一篮子鸡蛋去镇里，卖了一块钱的好价，看着纸币上的女拖拉机手，觉得人家“宛若天仙”一般，我觉得老愚肯定是在开玩笑，小孩子家家，知道啥叫好看啥叫不好看。
　　比起老愚，我的第一笔收入也不孬。
　　下午五六点，太阳掉山沟前，男孩子全都光腚往水中扑腾。水性好的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出五、六米远，更有厉害的角，头顶荷叶，摸过河对岸，偷偷摘上几个大西瓜，踩着水回来，神气劲完全赶得上《渡江记》里的侦察兵，西瓜抱上岸，捶开后再使劲往下掰，掰多大块，就吃多大，见者有份。
　　野泳的孩子，整个夏天后背上至少得脱三层皮。
　　小孩子除了游泳，就是钓鱼。
　　鱼竿极简单，班级角落的大扫帚，随意抽出一根，掐枝去叶，再回家团出两米缝被子线绑上去，然后找一根大头针放进嘴里，用牙齿硬别，别出的鱼钩，有成形的，也有瘪瘪不中用的，我天生嘴笨，弯钩总弯不好，不是大了就是小了，嘴唇子老是弄出点血，用嘴抿抿，不碍事。鱼钩上系根水草，当然也有绑蚱蜢的，下竿后，蚱蜢扯着棉线在水面上一蹬一蹬，泛起不少的涟漪，草鱼在我们那叫草根子，差不多两手乍长，午晌的工夫，钓五六尾草根子上来，稀松平常的事儿。
　　钓上来的草根子，用红薯藤条穿了腮绑子，拿到大堤上去现卖，新鲜得很，走过路过的大人也有感了兴趣，买了回去给孩子红烧的。我第一次卖鱼，遇见一个没钱的主，两条草根子，给了我一斤粮票，也算是不孬，多少是多？
　　望着这张有些皱巴的粮票，感觉没有两分钱的纸币宽，揣好了回家，时不时地用手摁摁，生怕路上弄丢。
　　晚上，我用这一斤粮票跟母亲换了一毛钱的钢磞，临睡觉前，我跟母亲直嚷嚷：“明早上学，不用给我预备早饭，我要去买面包吃”。
　　那个晚上，我睡得特别香。
　　小时候捡的第一笔巨款，想都没想，立马就交还给了人家，厚厚的一沓，到底是多少钱，到现在都不知道。
　　捡钱的那年，我在外婆家读小学一年级，外婆住的村子叫“明星大队”，学校的名字也就跟着叫“明星小学”。
　　学校是一个两层的小木楼，木格子窗户上常年糊了一层厚厚的牛皮纸，深黄色；楼梯是木制的，上课、下课时总是能听到“吱嗄吱嗄”的声音。
　　每天的课程，除了两节数学课外，上的语文课最多，农村小孩不学英语，下午的书法课两节连着上，老师教我们用小楷毛笔在田字格本上写生字，一点一横一竖，起笔收笔还好说，最难的是一撇一揦，每次“揦”时，不是长了就是短。
　　摔碎的碗底，扣过来做砚石正好，经久耐磨，这玩意楼下池塘里多得去，水浅时去村头溪流，碰巧也能摸得到青花瓷残片上来，碗的底部正中间有一个红红的四方戳，字迹不是特别清楚，隐隐绰绰能看到“康熙乾隆”的字样；墨石一毛钱一根，条形的，能用上一个学期，每天的生字课前，我们都要跑到楼下的水塘边用碗底盛一小汪水上来，磨墨用，走道不敢大步，怕撒。
　　毛笔字写厌了，小孩子每过十天半拉月，都在谷场上眼巴巴等着蹦爆米花的老头推着他的家伙什进村，老头差不多六七十岁的样，佝腰驼背，下身常年系一条油光锃亮的围裙，脸上左一道右一道的煤烟子，忙乎时蹭上去的。我捡钱的那次，冬保、银保两兄弟忙着在倒他们家的爆米花，钱包交给老头，凭手感只知道厚厚的一沓，到底是多少钱，到现在都不知道。老头连着道了三声谢，紧忙让我外婆多打了半缸米拿来，连同半勺糖精倒进了他那口黑黢黢的压力铁锅里，我蹲在他旁边只管往炉灶里加煤，爆米花蹦好后，外婆给他一角五分的加工钱，老头说啥也不肯收，说是留着我买生字本。
　　第二天这事传到公社，村子里的高音喇叭整整表扬了我两星期，说是什么“拾金不昧”，“昧”字，老师没教过，我把它读成了“味道”的“味”。
　　香喷喷的爆米花上学前抓一把放在裤袋里，是一天的零食，同学伸手要时，上裤袋里捏一小把出来，摊在他手心里，一个个查数，掉地的，捡起来不用吹，直接放进嘴巴。
　　爆米花这东西怪得很，好象永远吃不完，晚上睡觉前，把口袋翻过来，总能倒出残碴余孽来。
　　第一次打架，一下子打掉我一元两角三分，那个痛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小学一年级快要放暑假时，因为一点小事，我跟班里一个姓黄的同学打架，一拳头干掉人家一颗大板牙，老师把我妈叫到学校，他嘴里还在不停地流血丝，为了补偿黄同学的精神损失，妈领我去副食品店称了二斤鸡蛋糕和一斤猫耳酥。
　　七八十年代，大一点的商场中央都有一个小岗楼，里面坐一位收钱管帐的，岗楼八个方向，扯出八根钢丝来，售货员开好票据，连同钱一起用大夹子夹紧，顺着钢丝绳用力滑过去，与此同时，售货员冲着岗楼里大嗓门知会一声，管钱的找好零头，连同票据再悠地一下滑回来，妈的一元两角三分钱连同那张白白的票据，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时，我彻底懵圈了。（我猜测：那么多钱肯定失联了）
　　两样点心拿回家，我的本意是想重新再包装一下，多少留一点，抽点条，老妈不让，非得全拎去，进屋后黄妈妈接了点心，放在他们家的柜子上，那柜子高出我一头，我看到包装纸上渗出不少的油印子，一圈圈地很明显。
　　点心没有白送，班上期未评我当三好学生和少先队队员，全班60个学生全票通过。小学二年级，我们各自回了厂子弟学校，再没曾碰面，听人说黄同学后来考上了湖南大学，现在可能在长沙做了领导干部，在台上做报告时，说话还是有点漏风。
　　说老实话，之所以老是能记得起阿黄来，其真正的原因还是那一元两角三分惹的祸，那个痛不能不让人记忆犹新。
　　第一次借同学五毛钱，交罚款，零着还人家差不多还了三个月，没算我利息，够哥们。
　　南方清明节前后，山上的毛桃树挂满了毛桃，毛桃在我们那一律统称为野桃，比起水蜜桃差远了去，青皮咬起来脆脆的，发涩，个小，表面一层绒毛，整到身上越挠越痒，就是洗了澡也不顶事。
　　毛桃不中看，花却艳丽。
　　五月天的一个下午，风和日丽，我和兆军神不知鬼不觉摸进园子，周边没有发现丝毫敌情，摘下的桃子，全部从脖领塞进去，紧贴肚皮，一副丰收在望的景象，没等我俩下树，就被一帮外校高年级学生抓个正着，并押送到校长办公室，校长自然是大道理小道理教育了一番，最后作出了罚款五角的严厉处分，我俩因为身兼要职（他是体委，我是班长），为了不至于异地“双规”，回来后只好管兆军借了一张五角的票子，乖乖地交上去，还同学款时，一分一厘都是从我牙缝里抠出来，就是这样也差不多还了三个月。
　　外婆给我的四块光洋，搁现在至少值万八千，这是我王老五，印象中最大的一笔进帐。
　　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公、外婆都还健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外婆一下子给了我四块现大洋，每块大洋的正面都画了一个人头像，其中两块画的是同一个人，圆圆的大脑袋带八字胡的象胡汉三，外公告诉我是袁世凯，只当了八十多天的皇上；那个瘦子，人送外号“蒋该死”，又叫“蒋光头”；这两人，一看就不象是什么好鸟，村子里只有二流子才剃光头。穿中山装的是孙中山，特别严肃，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外婆给我光洋时，说了一句：孙崽耶，以后你看到这几块现大洋时，你可要记得我呀！
　　外婆说这话时，眼框里噙着的泪花，我是看到了的。
　　这四块光洋，我拿回来全交给了我妈，妈用方手帕包起来，锁进雕花的木柜里，头些年我跟母亲提起这事，母亲说早就记不清了。
　　前天晚上做梦，我又梦到自己的外公外婆，在梦里，外婆给我煎的荷包蛋，中间那一圈黄的跟光洋差不多大小。
　　小时候做梦，除了常常能梦见外公外婆外，做得最多的还是捡钱的梦。
　　先是一分，后来是两分、五分，脚边上到处都有，怎么捡也捡不过来，那种惊喜一直延续早晨六点多，妈喊我起床时，边揉眼睛，边在被窝里摸摸索索一遍，看看是不是有硬币掉在里边。
　　捡钱的梦，做了几十年，到现在也不愿意醒。
　　事过境迁，现在的孩子，大白天掉在地上的硬币，就是一元的也不肯弯腰。
　　我读书的那些年，最大的赞助商是我大爸爸。
　　在我们老家，大伯不叫大伯，叫“大爸爸”，大爸爸退休前是常德港务局的国营职工，他们的船常年在洞庭湖上跑运输，每次来岳阳，船都泊靠在南岳坡，大爸爸三两月就能来我家歇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才走。大爸爸每次到岳阳，总要给我们家买卤肉吃，卤肉炒辣椒，特别能下饭。吃完饭，大爸爸让我把作业本拿给他看，大爸爸最愿意看我写的作文，好多次还要我大声地念给他听，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今后一定要成为老喻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我也不止一次地在他面前嗯嗯地答应，临走前他每次都要拿出十块钱交到我手里，让我别忘了买笔买书买本子，小学五年、初中三年，大爸爸每次出手都不逊于陈光标，那些年，大爸爸花在我身上的钱，按当时的行情，差不多能盖半拉子希望小学的了。
　　大爸爸身边就一个姑娘，比我大两三岁，大爸爸一直想要我过继给他当儿子，多年以来，我半推半就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始终是“脚踏两只船”，两头赚便宜。
　　前年我回老家，大爸爸、梅叔带我们上山去拜祖坟，大爸爸八十多岁的人，走山路比我和我儿子都要快，梅叔背了不少的祭品，在后面跟着走，身体硬朗，一点也不象七十多了。
　　下棋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七十年代未，八十代初，我爸爸新收了一个徒弟，姓徐，平江人，比我哥大三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按道理我们应该管他叫哥，爸妈却一直让我们喊他“徐叔”，叫不太顺口，有时候直接喊他大名，他也会痛快地答应。
　　徐叔叔没成家前，一直在我家吃在我家住，原本我睡的单人床归了他，我请徐叔叔下棋，程序是先替他把棋摆好，茶杯送到他手，烟替他点上，他才肯迈了方步过来落座，之所以对徐叔毕恭毕敬，不是因为他大我小，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盘棋两毛钱谁挣都是挣，徐叔叔棋风好，“愿赌服输”，从不拖欠农民工，对学生更是如此，悔棋悔到极致，抓着棋子不松手的事，偶尔为之，妹妹是我的铁杆“粉丝”，总是押我羸，跟香港“买马”似地，每次下的赌注，超不过四分钱。
　　听到楼下卖冰棍的吆喝声，妹妹拿了钱风也似地跑开，卖冰棍的老太太，大多背一个白色的冰棍箱满楼区转，冰棍箱子长60宽40高50，大了背不动，小了不够装，香蕉味的三分钱一根，清凉中带甜，绿豆的四分钱一个，多出一个边，顶头转圈沾了不少的绿豆和绿豆皮，绿豆冰棍不好化，咬一小块，含在嘴里可以慢慢含。一分钱一分货，要我说还是绿豆的好吃。
　　一箱冰棍卖到最后，总有几支要化没化的压箱底儿，两分钱的跳楼价，别信那个，接着跟她往死里砍，老太太耗不起，三分钱买两根，算是捡了天大的便宜，化了的冰棍必须转着圈猛劲唆，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原则上是哪儿出了状况，上哪堵，嘴巴子必须跟得上，堵的同时，最好是用碗在下边接着点，一会喝。
　　爸妈是双职工，每个月每个季度防暑降温时都发双份冰棍票，一张票两根，两张票四根，中午再热我都会拎了保温桶，屁颠屁颠取回来，厂子里做的冰砖，比两个香蕉冰棍还宽一点点，清凉透顶。
　　我羸的钱，积赚下来，放进储钱罐里，没事的时候，摇一摇，听听里面哗哗的响声，再从缝里用针一枚枚拨弄出来，数着玩，直到数钱数累的时候才去睡觉。
　　初中升高中最后冲刺前，学校统一订购了一套参考书，语数外加上政治地理历史和生物，大概七本，不到八块钱，让我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剩的八毛，买了一本小小英汉字典，巴掌大，读高中时跟了我三年。
　　上小学时，周边厂子、渔场放露天电影，不要钱，早上得了消息，晚饭前早早的把作业写完，十里八乡都要跑去，看得最多片子是《地雷战》和《地道战》，等到了初中，各厂子成立了俱乐部，一角钱一张电影票，验票的工作人员正券副券盯得特死，逃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一次看《望乡》，有个镜头是日本老太太蹲那方便，自己下意识地把头赶紧转过去，天地良心，真的是一眼都没看到；后来厂子里放了一部外国片叫《苔丝》，说的好象是一个农场干活的女孩子被“富二代”骗到了草棵里，没等人家脸蛋贴上，自己的脸先烫了起来，忙遮了双眼，扭过头去顾其它，看完电影回到家时，爸妈问我今天看啥片子，我顺口胡咧咧硬说是《英雄儿女》。
　　草棵里那对男女，扭打到一团，太怩马吓人。
　　小学到初中，三好学生的奖状和成绩喜报贴满了家里的整面墙，三好学生，除了免交下学期两块钱的学费外，还要奖励五个田字格本。
　　每学期学校还会组织两次作文竞赛，第三名的两个作文本，第二名的三个作文本，第一名的能得到五个作文本，我有几次也侥幸获得了入围奖。
　　初三毕业那年，学校给了我一个优秀少先队大队长的光荣称号，奖品是一把带弯钩的雨伞，铁制的，听大人说市面上卖三块四毛八。
　　一个学期下来综合评定，表现稍差给两元，学习进步奖励五元。两元、五元的票子都是嘎嘎新的，放在耳边甩一甩，能听到清脆的响声，白天揣在口袋里不敢折，怕出旧印，晚上睡觉前，找一本带硬壳的笔记本，好好地夹上，放在枕头底下，不用担心老鼠子叼走。
　　新票子夹在本子里，时间长了，早就忘了，我估计早就让爸妈摸去买菜，贴补家用。这要是留到现在，听银行的人说：1953版的两块钱都涨到了一千多，五块钱那还不定能换多少哩。
　　这就是我关于钱的记忆。 [ 本帖最后由 木门长子 于 2014-6-4 11:0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