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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那时的歌声

2020-09-17抒情散文蒙正和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2:24 编辑

                                        那时的歌声蒙正和1965年,我十二岁,正在龙潭区完小读书。当时县以下设区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2:24 编辑 <br /><br />                                        
那时的歌声
                                  蒙正和
  1965年,我十二岁,正在龙潭区完小读书。当时县以下设区,现在的龙潭、瓦厂、鸡街三乡为一个区,区以下设管理区(又称小公社),即现在的村委会。11月初的一天下午,学校周围来了许多人,多数是农村基层干部,少数是机关干部。他们在操场边挖灶埋锅挑水煮饭洗菜,一时间烟火四起,人声鼎沸。我们好奇,放学后到区委机关看热闹。区委大院内外,简易街道旁,篮球场边,都有行色匆匆的干部和军人出入。
  晚间集队时,值日老师宣布:“区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四清’运动开始了。学校旁边有新寨管理区干部开伙,可能还要来学校进行小组讨论,同学们要更加遵守纪律,校园里遇见干部要有礼貌。”我们不知道什么“四清”运动,只觉得人多热闹,还有军人,感到新奇。
  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哨声突然响起,我们迅速集队。值日老师宣布:“晚自习不上了,工作队要来教室开会。”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同学们一声欢呼。“不要大声喧哗,不要东跑西跑,各自在寝室背书!”
  黄昏时分,六年级教室里传出整齐有力的歌声:“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哪里还呆得住,一伙顽皮的男生悄悄遛出寝室,趴到教室窗口偷看。一盏汽灯把教室照得雪亮,一位军人站在讲台指挥,众指战员站在座位前唱歌。歌声终了,指战员坐下,教室里只有汽灯“咝咝”声。原来是工作队中的解放军指战员来学校开会,同学们兴奋极了,互相传递消息,也不在寝室背书了,男生几乎全部聚集到校园边梨树下,我按捺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注视着教室。那个年代,流行军人崇拜。“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参军和嫁军人是青年们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我们曾把铝皮剪成五角星,涂上红漆,别在帽子上。谁有顶绿军帽,借着戴抢着戴,过把瘾。
  当时已取消军衔制,“全军上下一片红”,上至伟大统帅、三军元帅,下至普通战士,一律红领章红帽徽。开会的解放军指战员,肩章痕迹还在,“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威武雄健,朝气蓬勃。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解放军开会,静静地听首长讲话。讲了些什么,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了。时间过得非常快,约两个半钟头,首长一声“起立!”雄壮的歌声又起:“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头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那一夜,熄灯铃响后,我们久久不能入睡,嘹亮的歌声一直在耳边回响。
  工作队入驻区机关,偏僻的山乡热闹起来。那时,有个口号叫“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晚饭后,简陋的机关泥地球场哨声响起,指战员们的球技出类拔萃,打遍机关学校无对手。工作队中的文艺骨干发挥专长,指导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区建立宣传栏,张贴宣传画,教唱革命歌曲(即现今所称红歌),机关农村歌声飞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周六,我照例回家拿伙食,发现生产队里已进驻了工作队。我们队人口较少,但是居住分散,驻了两位男性工作队员,社员们亲切地称呼他们“徐同志”“杨同志”。徐同志叫徐文强(或许文祥),部队卫生兵。我与他在村中相遇,不敢打招呼,他向我微笑着匆匆而过,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徐同志。杨同志叫杨玉生,大理人,白族,二十来岁,穿一套蓝色学生装,胸前别着团徽。星期天下午同学们回到学校,迫不及待地交流起队里工作队的情况。谁谁的队里组长是军人,参加过淮海战役,缴获过轻机枪;谁谁的队里工作队员是大学生,戴着眼镜;哪个队员歌声好,广播里唱出来的一样……很长时间,“工作队”成为同学们乐此不疲的谈资。
  又一个星期六回家,队中青年唱着一首歌,说是晚上开社员大会时徐同志教的,昆明汉族民歌《猜调》,后来在云南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听过。“小乖乖哟小乖乖,我來说,你來猜,甚么长长上天,甚么长长水中间?甚么长长街前卖嘛,甚么长长妹跟前哟喂——小乖乖哟小乖乖,你來说,我來猜:银河长,长上天,莲藕长长水中间,米线长长街前卖嘛,丝线长长妹跟前哟喂——”毕竟,我们山里人缺乏训练,不能唱出民歌转弯抹角的韵味。后来又听到唱《只怪娃娃生多了》,计划生育方面的,说也是徐同志教唱的,属“农村群众演唱”之类。回忆起来,有这样几句唱词:“娃娃多,娃娃吵,白天下地去劳动,头晕目眩脚打漂,只怪娃娃生多了……娃娃多,娃娃吵,队里开会去不了,党的政策不知道,心不明眼不亮,只怪娃娃生多了……”
  临近春节,学校放假。傍晚,我们去三公里外的管理区驻地玩。院里,一位有些消瘦,剪着流行短发,显得秀丽的女青年干部正在指着黑板打着拍子教唱红歌,二三十个青年围着学着唱,我们也参加进去。歌名是《毛主席语录挂枝头》,有这么几句唱词:“毛主席语录挂枝头,金光闪闪照九洲。上工哪个下工读一遍,人人奋发争上游……”这首歌好唱好记,几遍下来,唱熟了。后来得知,她叫杨家珍,与另一位女队员杨莲同志驻管理区所在地第二生产队。管理区工作组组长张彦光,两位杨同志,都是云龙县过来搞“四清”的干部。管理区工作组还有几位干部,不知姓名。有个星期天由家经管理区回学校,有位中年干部要我帮他到区公所寄封信,信封上写着“云南日报社薛波同志收”。“文革”之初北京批“三家村”,云南批李梦北,据说这位同志是“李梦北的通讯员”,受到牵连调走了,可能是回了昆明。人走了“传奇”还在,说他开会做记录,弯勾圈点波浪线,一字不漏,后来方知那叫“速记”。
  大队组织了业余文艺队,经常举行演出,又有工作队员加盟,很是火爆。第一生产队的工作队中有一名军人张文新,中等个,脸很白净,英俊潇洒,据说是连队文艺骨干,笛子吹得很好,单吐、双吐、颤音都玩得烂熟,还能变调,是我们的偶像。每逢演出,不演奏三四支曲子下不了台。还有一位王同志,也是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来自省级机关,口琴演奏,又能独唱,保留节目是《红梅赞》,与小张一样,只要上台,掌声热烈。杨家珍同志也常被掌声请上台,有些羞涩,唱过些什么,记不得了。
  区委机关驻了一个电影队、一个文艺队。电影队是州里派驻的,负责区下属的十多个管理区电影放映,这对于一年才得看一场电影的山区群众说来,真是天大的好事。电影队人地两生,请我们的语文老师杜甲生绘了一张简易地图,请供销社马帮驮机器,巡回放映。开映前先用电唱机安上唱片播放几首歌,《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都是耳熟能详、经久不衰的经典红歌。当时有个幻灯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四五幅画面,爆炸声音由放映员模拟,“嘣——”声音随画面变换而由弱到强再到弱,惟妙惟肖,成为美谈。那时放的是黑白片,《苦菜花》《地道战》《李双双》《刘介梅》《龙马精神》《夺印》等,《苦菜花》《地道战》的插曲脍炙人口,看了几遍就会唱了。再看,银幕上下一起唱。
  文艺队约二十人,男女演员各半,都是二三十岁的大哥大姐,几乎都是吹拉弹唱多面手。一日午后,我们几个男生到区委大院看热闹。在木器社工坊里,一位演员哥正在刨一根锄把,刨刨,用锤轻轻敲敲刨子,又眯上眼看看刨刀刃,俨然技艺娴熟的木工师傅。又用木板做锄头,还用墨汁兑水把“锄”涂成铁黑,以假乱真。还做着一面木板“铜锣”,草帽大小,锣槌敲击部位凸起,同样涂些颜色,看不出木板原色。另一间房里,几位大姐在练声练舞蹈,我们趴在简陋的木条窗外看。一位大姐走过来和蔼可亲地问我们读几年级、谁是三好学生、会不会唱歌?嘱咐好好读书,课余学习唱歌跳舞,丝毫没有大城市人的高贵架势。老师说他们是来自省级文艺院团的演员,也是“四清”工作队,要演出精彩节目。我们翘首以待。
  区委大院里挂了三盏汽灯,拉了两块粮管所借来的大帆布当后幕,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附近农民把大院挤得水泄不通,观看高水平演出。在区里演出后,他们又到各管理区巡回演出,尔后进驻与区委机关相隔三四公里的富厂管理区,区里有会议时来演出。前面说到的我们管理区那个部队文艺骨干小张,曾客串小乐队。文艺队中有一男一女两名演员,用时下的话说是明星大腕,男的叫蔡九哥、女的叫林十娘,那嗓音那歌声那才艺,与当今李双江、才旦卓玛有得一比。
  其实,他们姓甚名谁,我们全然不知。
  文艺队演出农村题材小滇剧《打铜锣》,由湖南花鼓戏移植过来,反映人民公社社员爱集体的主题。剧情紧凑,人物对白唱词诙谐幽默,寓教于乐,舞台艺术效果极佳。说的是深秋早晨,管理员蔡九哥拎着大铜锣(前面提到的木板“铜锣”)巡回田间护秋,人未上场声先到:“秋收季节——各家各户——鸡鸭小心——哐!哐!”自私自利的林十娘上年秋收时占了蔡九哥便宜,眼下故伎重演,为规避管理,把鸭子送到河对岸偷吃队里新稻:“八只鸭子丢过河,只只吃得胖嘟嘟,一天生蛋有八个,我屋里装蛋用皮箩。”又揶揄:“可笑队长不识货,还叫蔡九打铜锣。他一怕哄来二怕恶,老娘的手心他翻不过。手下败将要管我,哪把他放在眼睛角。要是他不识好歹来找错,叫他丢了槌子又丢锣。”正得意着,蔡九哥拎着大铜锣上场,发现鸭情赶紧捉拿:“林十娘果然不是货,居然把鸭子丢过河。若是家家向她学,一天损失谷几箩?不把林十娘管一管,怎好开口喊别个?哪怕她是马蜂窝,我也要大着胆子戳一戳。”捉了鸭子要交队。林十娘“高高兴兴往回走,忽听鸭子叫不休。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把老娘的鸭子偷”?狡赖说她家鸭根本没吃公家稻,是蔡九哥存心与她过不去。蔡九哥以硬碰硬:“摆着现场不认赃,杀了鸭子瞧端详”。林十娘威逼:“你无端又把茬子找,杀了鸭子要你赔!”“若是肚里有新稻,杀了鸭子我不赔!”矛盾激化,剧情达到高潮。两位演员表演自如,特别是嗓音搭配精当,赢得观众一片喝彩。于是,我们叫男角“蔡九哥”,叫女角“林十娘”。
  蔡九哥与林十娘的保留节目有藏族民歌男女声二重唱《毛主席派人来》《逛新城》,唱得刚柔相济,珠联璧合。听机关文艺青年和老师们夸奖:“他俩唱的歌与收音机里收到的一样好听!”蔡九哥的保留节目是三首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我为祖国献石油》,手风琴伴奏,歌声浑厚,金属音质,颇具立体感,深受我们喜爱。这个独唱节目通常安排在演员下来换妆或“舞台布景”更换时进行。林十娘嗓音特别清亮悦耳,保留独唱曲目是《八月十五月儿圆》,讲雷锋;《心中万杆红旗飘》,歌剧《江姐》的压轴唱段。均属红歌系列。
  男演员们的重头戏是杂技:翻跟斗,功夫了得,前空翻七百二十度,向上翻腾七百二十度;钻圈,两圈叠加,由上圈横扑过去,双掌着地,由下圈退出站立,圈子不倒;与女演员配合杂耍飞碟,顶对顶倒立,飞碟旋转自如。精湛的表演,令人叫绝!女演员们的小合唱、表演唱,颇受热捧。《只怪娃娃生多了》演得生活味十足,难怪老大妈都爱哼几句。那时的国际形势是援越抗美,《美帝国主义,我来质问你!》即是这方面的节目,属苏州评弹还是京韵大鼓,不清楚,幕后伴奏台上演唱,记得两句:“美帝国主义,我来质问你!你们说你们美国爱和平,为什么来越南杀人放火抢东西?”在这些节目感召下,男生中兴起跟斗热,顽皮的大龄男生时不时学着演员们的抱娃娃状,又跳又晃,逗女生们唱《只怪娃娃生多了》,引来一阵追打谩骂。
  文艺队在区委演出,场地简陋得不能再简陋,还要爬山涉水到六个管理区巡回演出,那时的山区,一寸公路也没有,由县城到区机关驻地,步行两天,条件艰苦可想而知。巡回顺序:白竹管理区(苗族聚居)、密古管理区(白族聚居)、清河管理区和水竹坪管理区(彝族聚居)、己路河管理区(多民族杂居)、富厂管理区(彝族聚居,文艺队队部)。各管理区组织马帮接送驮道具,演员徒步,十二天才能巡演过来。接待条件极其有限,管理区从生产队买只羊杀了炖,算是丰盛大餐。演员们付伙食费,没有“下乡补贴”,更没有“出场费”一说。选择村中一块较为宽阔的平地,点燃汽灯,因陋就简进行演出,演到杂技翻跟斗时,铺几块稻草垫。我们管理区场地局限,据说翻跟斗时一位演员刮擦到核桃树枝,一位演员翻出了草垫范围,所幸没有受伤。他们的精彩演出和良好台风,深深打动了山区少数民族群众。一位接待过文艺队的贫农大妈说:“这些城里来的戏子,生活倒是好招呼,就是爱打扮,特别是女戏子,洗了又洗漱了又漱,烧上三挑水不够两人洗。山区没有好伙食,没有自来水,真难为了这些来自省城的演员们。
  1966年5月,“文革”开始,行政区划有了变动,区改设为公社,原先的管理区改称为大队。公社开会,各大队工作组参加,可能是研究“四清”与“文革”如何结合的问题,文艺队由富厂大队上来公社演出。这次演出了三个新编排节目。一个是讲农村阶级斗争的,地主婆阿狗妹如何破坏农业生产,又跳又舞,牵强附会,没有多少艺术含量,完全是为配合政治运动而创作,当时的说法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文艺队的败笔。另一个是彝族歌舞《打歌来》,根据彝族民间“打歌调”音乐素材创作,载歌载舞,很有民族风格,广为传唱。再一个是表扬工作队中的好人好事的说唱节目。表扬了好几位工作队员,除了徐同志其他不认识,只记得个头尾。男女演员八人登台。甲“工作队进村半年多”,乙“做的工作实在多”,丙“好人好事扎实多”,……接着说唱开来,把工作队员们如何克服困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为老百姓做好事表扬了一遍。最后唱到我们队军人队员徐同志,女演员打起快板:“徐文强,斗志昂,临危的产妇卧在床。他不怕脏,不怕累,医术精湛责任强,抢救母女保平安。”众演员合:“保平安,保平安,好人好事三天三夜唱不完……”
  春节,工作队放假十天,徐同志没再回队里,但他的事迹在队里有口皆碑。他刚进村时参加收割旱谷(陆稻),把手割破了,用手绢包扎起继续割。教唱《猜调》后,又教唱《只怪娃娃生多了》。一晚队里一户农家茅草房失火,正在主持会议的徐同志立即宣布休会,鸣枪报警,指挥救灾。他果断让妇女老人撤离,带领青壮拆去与火灾房屋相连的一间茅草顶猪厩,指挥社员迅速挑水泼湿邻近的草房牛厩,避免了火灾蔓延。忙乱中,丢了一发手枪子弹,为避免在火场中爆炸伤人,又组织社员用泥土把相关地带掩盖。周围村寨工作队听到报警枪声,组织青年赶来救灾,把火灾控制在最小程度。我们寨子十二三户人家房屋畜厩紧紧相连,多是茅草房。要不是徐同志指挥组织得当,一个寨子必烧无疑。队干部和社员们称赞说,徐同志平易近人,热爱劳动,医术好,歌唱得好,关键时刻不慌不忙,真是文武双全的好军人!工作队中的军人调动比较频繁,徐同志、张同志未等运动结束,先走了,不知是回部队,还是调到其他地方。后来队里来了一位机关干部,大家叫他刘组长,时间不长又调了。又来了一位军人曾组长,爱唱歌,常见他把《革命歌曲大家唱》一首接着一首地唱,热情高,音不准,跑腔跑调,五六月间调到鸡街公社去了。杨同志一直没有调动,工作队出村时才离开,他也爱唱歌,音咬得还准,只是白族乡音太重,一些字词听来走了样,如“最爱读”听着成了“猪耳朵”。
  “文革”开始后,学校有些乱,我们也暂时转移了注意力。应该升初中了,也没消息。紧接着暑期放假,同学们各自回家,老师集中学习搞“文革”。公社里是否还进行过演出、省级文艺院团的演员们何时出村回昆明,一无所知。只记得我们生产队杨同志是八九月份苞谷吐缨时出村的。工作组出村时,大队业余文艺队组织欢送演出,重头节目是《永不走的工作队》。王同志演唱了他的拿手节目《红梅赞》,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开始是他在台上独唱,青年们在台下轻声跟唱,唱了几句,王同志打起拍子指挥,独唱变成全场齐唱,王同志三次谢幕,掌声不歇,让人动容……
  倏忽间,半个世纪过去,激情澎湃的岁月已成为依稀记忆。那时的歌声,一段历史的特殊音符,曾激励过一代青年。当时风华正茂的工作队员们,如今应该都是古稀老头老太了,其中一些人或许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歌声,仍在我心中回响。
  歌声飘过五十年。徐同志、张同志、蔡九哥、林十娘、杨同志、曾组长……你们还好么?
2014-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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